“囚徒”李一男

下篇：囚徒困境

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两名“囚徒”正在进行着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游戏。根据游戏规则，每个人只有两种选择，即与对方“合作”或相反，双方必须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同时做出选择。如果双方都“合作”，那么彼此均能些微获利；如果只有一方选择“合作”，那么对方将大幅获利，相应自己将严重亏损；如果无人“合作”，则双方均小幅亏损。虽然明知合作互利是理想状态下的最佳选择，但基于概率计算和收益风险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判断，还是驱使这两名囚徒做出“非合作”的最终决策，这就是“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非合作均衡）结局。这个结论无疑是悲观的，但它确实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的真实写照。

李一男于 9月11日回归华为的新闻事件，为之前众多媒体关于李最终去向的“竞猜”揭晓了答案。不过很快人们就意识到，李一男的回归，并不仅仅是华为Vs港湾这一堪与小说媲美的商业传奇的结局，它还是接下来李一男与任正非二人新一轮博弈的开局。

当事人沉默着，暗流也涌动着。是诚心“归顺”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冰释前嫌还是仅仅一时的权宜之计？这些选择无论是对李一男还是任正非，都注定不是轻松的事情。合作，还是不合作？这是困境中的囚徒必须面临的选项，也是李、任二人对将来的抉择。

李一男的选择之“不合作”——缓兵诈降

李一男到底是回来了，带着“副总裁”和“首席电信科学家”的头衔重返华为，除此之外，还没有任何额外的“官方信息”对外发布。外界免不了纷纷猜测李一男的意愿和任正非的意图，乐观者甚至认为李一男回来接班也未尝不可能。

李一男是个技术天才，旁人对此几乎众口一词。同时“天才”又常与“偏执”之类的词汇有着天然联系，很多李一男身边的人证实了李也未能例外。少年得志者，往往心高气傲只觉得世间之大无事不可为。当年李一男自立门户，无论是因为负气出走也好，还是出于挑战自我的目的也罢，多少都有类似的原因在背后起作用。如今理想港湾已被现实击碎，一贯自傲的李一男究竟有多大可能会真正服输呢？

任正非之于李一男，是个多种矛盾情感交织的复合体，其中有尊敬，有感激；有愤懑，有恐惧；会有意无意从中学习效仿乃至直接复制，也会当作自己人生路上的重要标杆试图超越。港湾没了，但李一男还在。只要野心不死，也许就会有下一个“港湾”。

顺着李一男的个性逻辑，旨在蛰伏以求东山再起的缓兵之计——“诈降”就成了李对当前局势最有可能选择的态度。有前港湾内部人士称，李一男的回归，正是收购条款的一部分。华为对港湾的收购协议原文目前还没有向任何外人透露，倘此事属实，则李一男的回归可以确定为出离个人意愿的结果，试问这样的再度“联姻”又怎能长久？精明如李一男者又怎会不提前想好退路？

如果任正非真的能够不计前嫌，如果李一男能够再度接手华为核心业务，那么下一次出走的“本钱”以及对华为的杀伤力只会更大……只不过，这样的如意算盘能瞒得过老谋深算的任正非吗？

李一男的选择之“合作”——诚心归顺

必须承认，人有时可能灵光一现有所顿悟，只觉今是而昨非，从而对一些往事萌生忏悔。不过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概率着实不高，特别是在李一男这样的“偏执型天才”身上。

即便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李一男愿意“痛改前非”，但任正非经历了港湾数年来的打击之后，对李的信任还会残存多少呢？勇于发自心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很困难，勇于发自心底接纳有着“不光彩”过去的人更加困难，特别是这个人曾经有过从“爱将”到“叛将”的角色转变。

对任正非内心的真实态度，这几个月来李一男一定没少揣度。局外人尚且疑虑重重，更何况身处困境的局中人。况且，我们不难想象，向对手乞怜对一个习惯于顺遂和自傲的天才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当事人付出的“心理成本”更是难以计数。

这样看来，李一男采取“合作”态度的可能性还剩下多少呢？

任正非的选择之“不合作”——拒绝信任

智者不会在一个地方重复摔倒。李一男的港湾，让任正非的华为遭遇了创业以来少有的严重危机。如今港湾好容易被华为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消灭，任正非会给李一男第二次这样的机会吗？

信任是一种难得的资源，失去之后再重建信任更是难上加难。李一男在这个尴尬的时刻以一种尴尬的理由回到华为，倘若不能得到任正非的信任，那么在华为势必也是一个尴尬的角色。“副总裁”和“首席电信科学家”，都是可虚可实的头衔。如果在华为的企业系统边缘游离，这显然不是李一男所希望的结局。不过事到如今，边缘也好，主流也罢，李一男对此基本已无能为力，这些只取决于一个因素，即任总的信任。

记者曾经就此采访过不少前港湾的相关人员，大部分的结果都是一听到“李一男”三字就立即挂掉电话。有一位愿意多讲两句的知情者，耐人寻味地讲了一句：“任总这个人应该会宽容，不过也经常下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棋。”

也许有人捉摸不透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不敢信任，就不能委以重任，那何必辛辛苦苦拉他回来呢？战国时期，任魏国相的公孙痤病重临终时向魏惠王举荐自己的家臣公孙鞅，见魏王不以为然，又建议魏王如不起用就把他杀掉，不可让公孙鞅出走他国。一会儿说用，一会儿说杀？魏王愈发不解，认为是公孙痤老糊涂了，对此事就没再过问。后来，公孙鞅果然出走去了秦国，在那里得到了重用，成为了名垂史册的一代名相——商鞅。商鞅通过一系列变法举措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奠定了之后称霸天下的基础，此外还通过谋略和军事手段有力地打击了魏国，迫使魏国割地求和，魏王此时方才追悔莫及。也许古今杰出人物的管理智慧都是相通的，对大才之人，己若不用，也不能资敌。至于如何限制住李一男的“自由身”，相信任总自有高招，只是目前尚不为外人所知，这些就得留待下文分解了。

任正非的选择之“合作”——释嫌纳降

先姑且不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假设任正非真的“爱才心切”到愿意原谅李一男这几年来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这种程度，以宽容的胸襟欢迎李的回归，再度对李一男委以重任，为他度身定做“首席电信科学家”的职位，让他再度成为华为的技术带头人，甚至再度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接下来，再假设任正非的“精诚所至”终于打动了桀骜恃才的李一男，后者经过了数年创业的磨砺，经历了众星捧月般的巅峰和山穷水尽似的低谷，重新找到了人生定位，从此再无二心“永不反矣”，发挥自己在技术上的天赋异禀，为华为战车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驱动力，与任正非重修于好甚至顺利接班……

这几乎就是一个现代的IT童话，是李任二人在当前阶段的最理想选择，也是对前港湾、对华为乃至对我国通信产业的共赢结局。困境中的两名囚徒，之所以不能做出合作共赢的选择，是因为游戏规则限定了彼此不能“串供”；而李一男和任正非究竟能否突破囚徒困境的宿命，也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打开心结，实现充分的沟通，而这又取决于双方当事者的勇气、胸襟和智慧。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比较接近李一男的前港湾人士向记者建议，给他们（指李一男和任正非）一个安宁的舆论环境吧，这对他们个人和产业都有好处。记者深深赞同这一点，不过还需要补充的是，面对纷繁的历史恩怨，当事人未必能够突破情感和习惯的窠臼，找到通往最优结局的有效路径。如果借助囚徒困境等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分析，能够给当事人带来些许启发，这也许就是本文的最大价值所在。

记者手记：

本次采访最大的感受就是“难”。在这篇文章的撰写过程中，本报两位记者一共采访了数十位来自当事人周围的“可能”知情者，最后愿意配合采访的仅有三人。绝大多数接受采访者都表示“过去的事情，没什么好谈的”，一听到“李一男”三个字就立即挂断电话者也不在少数，仅有的三位配合者谈及此事也是小心翼翼。

类似的结果在记者着手采访之前就已经料想到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李一男回归这件事在内部的圈子里有多么敏感。老祖宗常教导我们：“言多必失”。在敏感的事情上更是如此。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记者为李一男事件的之后走向提出了善意的假设。但是熟悉李一男和任正非的人都明白，这样的假设实现起来难度可想而知。单是事件的敏感性，就决定了突破“囚徒困境”的关键前提——充分沟通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有心人可能已经意识到，事情演变到这个局面，已经与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发生了重要差异，那就是双方的地位不对等。李一男纳土归降之后，手中的牌所剩无几。无论“合作”还是“不合作”，李一男的选择不足以主导这个困境未来的走向，真正的决定因素，还是这个困境中的“囚徒”兼“狱警”任正非。

美好的童话能否实现？李一男究竟是能够突破困境，还是在华为彻底沦为高薪“阶下囚”？我们期待着任正非的抉择。

后记：(注意文章发表时间,这是发生于2006年9月的事情)

黎东荣被派驻沙特

就在截稿前二个小时，记者得知了一条最新消息。

黎东荣，曾任港湾公司产品部总经理，他早于李一男回到了华为。回去之后，就任国内市场部副总监。

9月中旬，黎东荣被华为派驻沙特阿拉伯。

9月11日，李一男回华为。几天之后，黎东荣出发去沙特。

当黎东荣站在沙特的骄阳下，面对漫漫黄沙，他的内心除了按纳不住的思乡、英语不好带来的苦恼之外，还会涌起什么呢？不得而知。至于他愿不愿意，他已经没有想这个问题的权利了，这是必须的。

 “流放”、“戍边”，这些有着悲凉意境的词，我们已经不想过多谈论，过多渲染，只是呈现事实就够了。

有传言，李一男也将被派驻美国。但是，黎东荣被派驻沙特却已成事实。其中或许有某种联系吧，只是猜测。

不过，最后可引用知情人士的一句话：“如果是美国，那还不错了，很多弟兄（指港湾回到华为的人）要前往亚非拉了。”

无论是李一男、黎东荣，还是那么多回到华为的港湾人，他们的未来值得关注。因为在资本操控下发生的这起收购案，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而或许正是资本的力量，让李一男、黎东荣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能如此。那些级别不高的员工还可以选择，但他们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