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浪漫的合二为一的想象，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美丽的理想，它耀眼的光芒使不平等的事实停留在阴影里不为人所察觉。对女性来说，这个意象本身就充满着矛盾和挫折。当患抑郁症的女人谈到婚姻中的合二为一时，她们都肯定这个新的整体和丈夫是相似的，丈夫的个性，好恶和愿望决定这个意象。为了忠于这个意象及对亲密关系的承诺，女性只好努力消除自己与丈夫的差异，变成隐形了。

树华是一位27岁的女性，体型稍胖，患抑郁症求诊于心理医生。她这样形容她的丈夫：“阿力有个使人害怕的习惯，就是用那种叫人害怕的眼光看我，一种 “啐”（反感，厌恶）的眼光。当我在抱怨，或吃得太多的时候，他就会用那种叫人害怕的眼光看我。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的这种做法，但是这种眼光使我觉得他讨厌我。我非常想让我们的婚姻维持下去，这种眼光让我不知所措。我想，他是很难与我相处的，因为我令人讨厌，不象个女人。有一个胖老婆，可能会让他在朋友面前没面子。不过，我可以化妆，把发型弄得非常好，穿上漂亮衣服。”

树华在自我克制的代价中变瘦了。她过去爱说话，爱发脾气，大大咧咧，但是“啐”先生阿力的眼光已使她变得温顺了，她在说任何事之前都得想一想。

从娜拉到刘慧芳，“屋子里的天使”代代相传。这些自我克制，压抑的行为导致了一种“文化脑白质切断术”。女性为了女人“应该”怎么样的因袭规定，为了和内在外在的男性注视体现的规定一致，隔离了一部分身体和自我的感情。女性遵从这些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会帮助我们达到更远的目标，维持与男人的关系，被更广阔的男人世界接受。

李圆原是成都川剧团的台柱子，后随夫出国。丈夫拿到学位后被派到上海工作，李圆无望再续演员梦，进了一家公司当秘书。渐渐地，她发现原先夫妻相濡以沫的日子变了。丈夫成了主宰家里的一切。他的收入是李圆的20倍，他的尊贵仿佛也长了20倍。

李圆不喜欢眼下的工作，怀恋过去的美好时光。她每天下班按时回家，做饭，等丈夫回家。然而他常常是八九点才来一个电话说：“别等我，你先吃吧。”李圆试图和身边的人交朋友，约了一个女同事一起去看电影。丈夫鼻子很灵，马上说这个女人离过婚，不要跟这种人交朋友。

李圆说自己象《家》里的瑞珏，《北京人》里的愫方，她说：“我看上去很随和，做起事来井井有条。但事实上我没那么好，我内心很愤怒，总有一天要爆发。”

抑郁症在女性中的爆发率居高不下，这是女性生活在感到失去自我价值的一种文化中的必然反应。女性将现时普遍认可的有关女性，爱情及成就的文化形象都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易于患上抑郁症。这种病症和家长制紧密联系，剥夺了女性神秘的天性。现实生活中没有对女性的神秘—发育期，生育期，更年期的赞美，也没有对女性力量形象的描写。女性要创造一种自我价值就免不了穿行在被不断驳回的失望中。

抑郁症不是个人的事，女性无法独自寻到对话的新形式，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进入一个不断扩展的圈子里去。女人和男人必须寻求他们关系的新形式，超越权利差异，允许真实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