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两起重大安全事故震惊了全国、震惊了中央,将国人奥运成功的喜悦之情变得暗淡失色,将美好的中秋佳节蒙上了一层阴冷的面纱。这两起事故分别是,山西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和三鹿奶粉受污染事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人为造成的重大责任安全事故,危害大、影响坏、性质恶劣。截至目前,山西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已造成254人死亡、34人受伤,为今年以来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安全生产事故。而三鹿问题奶粉已经造成多名婴儿因患泌尿系统结石死亡,受潜在危害的人数达到数万人。这两起事故均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连日来,从中央到地方正在严厉查处。14日,孟学农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相关地方官员处理了大批。三鹿奶粉事件也正在搜捕犯罪嫌疑人,现已抓捕多名,但还没有看到对官员的处理报道。
这些重大安全事故都不是像汶川地震一样,自然天灾不可抗拒,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据了解,山西襄汾“悬湖”,建于上世纪80年代,1992年停止使用。2005年新塔矿业公司通过拍卖购买了铁矿产权。据调查,该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前年被山西省安监局吊销,采矿许可证于去年8月到期,但直到9月8日早上发生事故,公司没有停止生产。矿方本应修建新尾矿库,却擅自在旧库上挖库排尾,选矿挑出来的泥沙和矿洞里的水都汇集于此,终至溃坝。当地安全生产监管软弱乏力,而民间声音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其实,这座尾矿库的安全隐患,连一个普通村民都能看得出来。村委会多次向矿上提出赶快采取措施,但矿上为了省钱,就是置之不理。那里的各级政府和安监部门也却置若罔闻,听之任之,终酿成大祸。三鹿奶粉从今年6月份就发现了含有三氯氢铵物质,却一直捂着、包着,直到问题不可收拾为止。其实,这些隐患问题的存在,我们的某些官员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敢、不愿得罪这些违法企业。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在人命关天面前,为何冒着失职后受到责任追究的严重后果,而就是不愿意得罪那些违法企业呢?
究其原因,还是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中央提出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许多官员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得失、升迁去留。要想得到提拔重用,就要有政绩,而最能体政绩的就是GDP的高低。一些地方制造GDP的大户正是那些违法企业,他们得罪了这些企业,就会影响当地GDP的升高。因此,某些地方官员愿意“亲商”而不愿“亲民”。来自基层的一些呼声引不起他们的重视,来自上层的监督也就自然失之乏力。难道他们就不怕出了问题,受到责任追究吗?怕。但是,最终还是不怕。他们要权衡两者的利害关系,他们经过分析现行的体制要求,事后受追究的损失远比严格执法得罪企业的要小的多,他们必然要取最轻的一面。这就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就说上面提到的原山西省长孟学农吧,他在北京市做市长时,曾因抗击“非典”不力,被引咎辞职,几年后不是又坐上省长的宝座了吗?但是,如果GDP上不去,他可能永远得不到提拔重用。
另外,一些地方官员与那些违法企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他们个人取得实惠的重用渠道和来源。许多手握大权的腐败分子都是从企业中捞取好处的,他们或者非法审批,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违法,培植自己的财源。吉林省长春市原市委副书记田忠,1998年7月至2006年8月间,利用担任长春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主管中国与古巴生物技术合作领域海伯尔项目的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产共计人民币2566万余元。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一些违法企业就是某些官员的“小金库”。“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这些官员能对一些违法企业敢玩硬的吗?
从襄汾矿难和三鹿奶粉事件足以看出,官员不愿得罪违法企业就是只对领导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具体表现,也是安全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与症结之所在,这些官员从未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从未想到过要对人民负责。他们“亲商”不“亲民”,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然而,党中央、国务院对襄汾矿难的处理决定,不但表明了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而且更是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又一次警告。但是,要真正治理官员“亲商”不“亲民”的弊端,必须要有铁的手腕, 凡是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的官员,让他永远丢掉头上的“乌纱帽”,去卖一辈子的“红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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