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有点想像不出当年小小的我，曾经挎着柳筐，拿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高的铁锹，行走在马路上，目光追寻着马车和探视着地上，看到目标——马粪或者是牛粪，便急急地赶过去用锹撮起放在筐里；我也想像不出，还是挎着这个柳筐，小小的我自己走向城外秋天的田地，寻找豆子地，用钳子拔出那些被割过后剩下尺把长的豆栅儿，一枝枝地放进筐里，感觉差不多时，再背上筐回家。

拾粪和拔豆栅儿是学校安排的劳动，每年一次，粪用于校田地做肥料，豆栅儿用于学校冬天烧炉子，对我来说这两样是最难完成的劳动。那时一般家庭的孩子都在两个以上，独生子女的家庭在外人眼里是不正常的家庭，人们会怀疑这唯一的孩子是不是抱养的，像我家这样有四个孩子的家庭常见，孩子一多，大人管不过来，有劳动你就自己忙乎去，去哪也不过问，晚上回家就行。开头我说的那两种情景对现在城市的家长是不可想像的：孩子会不会在马路上被车撞？在田地里一个小女孩会不会出事？我上初中时，曾经一个人骑自行车顺着通往郊区的柏油路骑，边骑边看地上有没有别人落下的豆子或豆栅儿，以推断出附近有没有豆子地。我骑出很远，直到前后的柏油路上见不到行人时，我害怕了，又骑车折回来。那时我很羡慕谁家哥哥多的，可以带着妹妹做这两样事，我只有一个哥哥，还不大在家，高中在农村我姥姥家，然后下乡、当兵，几乎看不到他。有一两次，我父亲狠狠心，让我把家里的木头代替豆栅儿交到学校；还有的时候，父亲把家里养的鸡冬天积存起来的粪掺上炉灰，用单位的小四轮子给我拉到学校，这样的粪好像今天的注水肉，算筐数时是要“打折”的。

学校有校田地，我们每年还要到那里劳动，比如施化肥和扒苞米。施肥时两人一组，顺着一条地垅干活，贴近每棵秧苗根部扒个小坑，把一小把化肥放入，再把坑埋上，每干一次这种活，手就被化肥烧得起了泡。扒苞米是指坐在苞米堆旁，把苞米的“外衣”扒下来。到校田地劳动我们都愿意去，一大群同学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干农活也觉得比上课轻松多了。有两件事很好笑。一件是在小学三年级，我们在田地里抓扁担勾和蚂蚱玩，午饭时，当有个女生把老师带的干粮递给老师时，老师想起了她那两只小脏手玩过虫子，恶心得没吃几口饭，哭笑不得地骂了这个女生几句，我们傻兮兮地在一旁大笑，然后把自己的干粮踊跃地要献给老师，老师说谁的她也不想吃，因为我们都抓过虫子！第二件事是上初中时，班级有两个女生到玉米地里小解，我们是在土豆地里干活，玉米地地势低，开始只见玉米地有两个人影不见了，过几分钟，又从地里冒出两个人头来，把我们乐得不行。

本以为这些农活只有我们这些县城或农村的孩子才干过，我问过现在单位年龄相仿的同事，原来他们当年也干过，只是没有我们干得“多”：他们无需上豆地拔豆栅儿，只要每年冬天往学校交木头。偶尔，他们也会去农村干活，可能那跟春游的感觉差不多。当年的国家是要学生切实有“劳动”这个概念的，而这种“劳动”不仅是在校园里打扫卫生那么简单。

除了校田地，学校还有校办小工厂，我的小学就有，做塑料袋的，每隔一段时间，以班为单位，学生要到那里压塑料袋的封口。我印象中机器是上下两片铁，下面固定在桌子上的是平铺放的，上面是竖放的，插上电加热，将塑料袋放在中间，脚踩下面的脚踏板一类的东西，带动着两片一横一竖的热铁合在一起，塑料袋的封口就压死了。学生有点小私心，偷偷地用边角余料给自己做个小东西，比如挂在胸前的“校名签”外面的塑料夹。

还有一种劳动也是每年一次，便是三月份的“学雷锋活动”，学校要求，一组学生去的地方最好有对方的感谢信发到学校。这个可避免不了掺点假，就是说，“感谢信”我们要去要求对方写，而不是人家出于自愿。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女生父亲的单位打扫卫生，她千叮咛万嘱咐父亲一定要单位写感谢信并盖上公章后寄到我们学校，为了超过其他小姐，在这次活动中，我们还走后门，让我那当厂长的父亲和另一个同学的父亲都写感谢信，而我们并没有到那两个单位劳动。一共三封，肯定不落后其他小组就是了！小孩子的虚荣心真是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