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的四个孩子最喜欢听大伯和父亲谈论人或事。他们的谈论可不是一般性的议论，上至国家政治，下至宗亲事务，中间还带着县城里的大小事情，用的语气基本上是平和的，无论多大的事，从他们的嘴里出来都会理顺得富有逻辑性和具有演绎的色彩。我父亲是哥四个和姐俩个，爷爷奶奶去世得早，两个弟弟由我尚单身的父亲抚养，小姑由大姑抚养，家族里大小事情由两个长子，也就是大伯和父亲定夺。六个长辈加上我们这辈一共是23口人，另外，三叔还有一个继子。最盛大的聚会当然是在春节时，我家的房子大，一般就在我家，有的人还会在我家住上几宿。

要当好这样一个大家族的“掌门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真诚与爱，还有智慧，最有智慧的是我大伯。大伯四十出头就病退在家，一没权二没钱的，却能将整个家族的人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那真是本事。我从未见他发过火，骂过人，轻声细语的几句话，就能将家族中危急的态势给化解掉。我的父亲属于实干型，当然，他也有智慧，但脾气急，容易得罪人。应该说，我大伯和我父亲这两种性格是最适合做“拍档”的，性格互补。这样的大家族是有不成文的规矩的，比如，长辈或者兄长在讲话，别人不许随便插嘴，更不许反驳，即使有意见也必须以略带卑下的口气讲出，心里再不高兴也不可以表露出来，“服从”是硬道理。成熟之后，我明白过来，大家族中是有“政治”可讲的，有“政治”就有“权”，一旦谁要是触犯了“权”，你会被孤立，会难受。一家有大事小情的，其他家庭必须到场，最次也是“家长”到。我想，这种大家族的存在一般会是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时期，人们需要如此团结起来应对你所存在的社会。现在的家族企业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在婚姻这个应该反叛的问题上，就在心里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将要被孤立的危机，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我乖乖服从，换来的是家庭的一片祥和。另一个事实是，我的婆婆极其精明，她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家庭的实质所在，知道蛇的七寸在哪里，她能准确无误地操起棍子打上去。当我的婆婆和我的家族“说了算”的人处得非常热乎的时候，我几乎忘记了我那在外地工作的老公的长相。家族里有那敢反叛的，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尤其是结局不太好的时候，在家族成员中处于下峰。

最大的反叛出在我的大姑一家，好像是因为谁的恋爱问题，在我大伯和我父亲过去“做主”的时候，大姑的一个女儿出言不逊，被我大伯打了耳光，从此，大姑的丈夫和孩子先和大伯一家对立，及至后来，大姑一家基本上和其他家族成员也来往甚少了。我内心里非常想明白大姑的女儿胆大的真正而完全的理由，琢磨到现在，才想出结论：言语失和那只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应该是有积怨的。我能回忆起来的是大姑讲的一件事，在父亲一家面临失去双亲，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大伯和我父亲“做主”以救命的高粱米换取了大姑的婚姻，而我的大姑父一生都不大被人看得上。我大姑讲这事时是在我家，她很和善的一个人，笑眯眯的，说这事之后，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还哈哈大笑，似乎她自己也并未太往心里去。当我们把这件事复述给父亲时，我父亲脸一下子就落下来，矢口否认。我的揣测是，大姑对婚姻很不满，平时在家里以埋怨甚至怨恨的口气没少叨咕过，她的子女认为大伯和我父亲不大对得起他们的母亲，怨气在心，时间长了，遇事才爆发出来。但是，这件事应该说是大伯和父亲无奈，但又不太光彩的事，他们当然不愿意有人再提起，更不愿意以大家族家长的身份接受这个事实，内心里会有愧疚，导致了他们不能正面去面对。比如说我，直到今天，如果我再谈起当年家族对我的婚姻“失算”的事，尤其是我能从细节上讲得头头是道，仍然会遭来一片“嘘”声。幸运的是，我老公和我还好，不然，可能我就是我大姑的“下场”。

大家族的人一起参与一件事，比如红白喜事时，充满了仪式感，讲究很多，每个人都要尽可能地小心点，以免落下笑柄，会被人记上一阵子。他们的团结与友爱在这个时候会发挥到极至，我记得在我父亲缠绵病榻五六年的期间里，他的兄弟姐妹都到医院护理过他或是给送饭，情分到了，言语及表情也要到，“仪式感”就是这个意思。那种浓郁的亲情感动了在场的所有的人。我的小叔在我父亲去世后，曾经对我母亲说：“二嫂，以后我会养你老的！”这一句话我母亲叨咕至今，归结到最后，有时会说“有这句话就中了”！

对于处理家庭的事情，别说是大家族，即使是小家庭，我也没那么多智慧，能简则简，很多时自己也觉得我比较“西化”个人，可用我母亲的话说，她有两种说法，第一我是属蛇的(我不属蛇，这是比喻)，人比较冷。我还真不是冷，只是不喜欢在琐事上复杂起来，这符合现代人的观念，但对于那样的一个大家族来说，绝对是个“另类”。第二就是，咱家怎么出你这么个人？她指的我30岁离开家乡之后不那么“好管”了，我不太参与他们的事情，因为我认为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他们要费上好多周折，而我的一句话太不具有“仪式感”了。我能理解他们，只是我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从前眼看着不符合我观念的大事也闷着不吭声的状态了，除非我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