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加思为HIV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中起到的可怕结果让人吃惊：在最早死于AIDS的19人中，有8位跟他有直接或间接的性关系；另一项针对最早的248名AIDS患者的调查显示，杜加思与其中的至少40人有关。在1984年3月，对这个病人的流行病学研究文章 “获得性免疫缺欠综合征的案例簇（Cluster of cases of the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被美国CDC的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临床医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杂志上。但出于伦理学要求，科研文章中的研究对象是不可能公开其真实姓名的，文章中只是有一个起始的首先被发现的病例，被标成有红圈的字母‘O’。零号病人确实在艾滋病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传播中造成恶劣结果，但事实上他却不是艾滋传播的源头。艾滋病的传播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一个群体的高感染率需要追究各种不同的影响因素，不可能简单怪罪到一个人身上。2007年11月美国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否定了“零号病人”是感染源头的假设，声明HIV 1966年从非洲传播到海地，1969年从海地传播到美国。

实际上，把加埃唐·杜加思的名字和可怕的HIV病毒传播者连接在一起，却是1987年之后的事情。第一个在美国公开其同志身份的记者同志先锋派记者和作家兰迪·希尔兹（Randy Shilts）(1951.8.8 –1994.2.17)在他的畅销书《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 (1980–85)）》中有对加埃唐·杜加思的大量描述，本节第一段中的描述就来源于他的这本书。他的书中还写道：“加埃唐·杜加思曾经是每一个同性恋者的梦中情人，到他死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每个男人最恐惧的人。”虽然他并没有说加埃唐·杜加思是艾滋病的源头，但社会上以讹传讹的结果是零号病人把艾滋病带到了美国。这种把一个乱交同性恋空乘认定为源头性的携带者的描述，直接的影响了主流媒体和大众对艾滋病的看法。但零号病人这个概念不可能再消失了，这个概念不但成了描述新流行病的索引患者（index case）的名词，也代表着把社会含义附加在疾病上的加工过程。希尔兹在其完成这本书之前一直谢绝公开自己的感染情况，怕因此影响书的客观性。书出版后的1987年3月，他才确认自己感染了艾滋，虽然使用了齐多夫定(AZT)治疗了几年，但他还是发病成为了艾滋病人。1993年，他的书被改拍成HBO 同名电影《And the Band Played On in August》，并获得艾美奖，当时他还能出席颁奖典礼，次年他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