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冠以佛名，应该是近代的事。就像把一座山谓之佛山，将一片湖谓之佛湖，不过是人心向佛的一种体现。事实上，不管谓之何名，山还是那山，湖还是那湖。山也好，湖也罢，不会因任何冠名而有所改变。茶也如此，叫它佛茶也罢，禅茶也罢，茶也不因其称谓的改变而变其质也。重要的是，茶须是好茶，好茶，才配得上佛茶之名。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兴致甚好的九华山仁德大和尚在他的禅室一杯茶毕，舞动笔墨，凝神写下“佛茶”二字。就像当年李白的“妙有分二气，名山开九华”而为九华山定名一样，仁德大和尚的墨笔之下，九华山茶便也有了正式的名字“佛茶”，或曰“九华佛茶”。

有民间传说，谓九华山茶之茶种是金乔觉当年从新罗国携带而来。这是人们将茶神格化了。偏有人考证说，新罗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高山，当然也不会有特别好的茶种。倒是山深林密、终年云遮雾障的九华山，得天之养分，地之精华，是为出产好茶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一代代九华山人精妙的智慧，一种好茶就这样诞生了。

全唐诗中金地藏《送童子下山》中有“添瓶涧底休拈月，烹茗瓯中罢弄花”句，如果这诗真正出于金乔觉之口，至少可以认定的事实是，九华山有茶的历史该是千年以上了。

僧人素有饮茶的习惯，而且，以禅悟为其终极目标的僧人将饮茶与参禅视为不二。凡事皆须细品，粗枝大叶，大而化之，则不能得知其真味。饮茶如此，参禅也是如此，做人做事，莫不如此。

好了，考证是学者的事，我不是学者，关于茶的考证，就饶舌至此吧。

秋天将尽时，我像往年一样，打算在甘露寺住上几天。一般说来，这段时间里，我几乎不与外界交往。但这一天，我接待了一位小我二十多岁的兄弟六子。

六子说，那一天他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不知怎么就聊到我。当六子说他与我很早以前就是好朋友时，在场人都认为他在胡扯。于是，六子拨通了我的手机，我们就这样在相隔三十多年后再次相逢于九华山神光岭下。

那一年春天，在已故净尘老和尚的带领下，我们穿过一片片竹林，越过一块块茶田，前往位于白云寺附近的一座村庄。一排青砖老房子，坐落在周围碧绿的茶色中，绵延的群山和夕阳下的村庄让人想起一首耳熟能详的古诗：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一个小男孩跑进跑出，显得十分兴奋，这是山里孩子见到陌生人时特有的兴奋。那一年，六子十三、四岁。他瘦而精干，留着长长的头发，时而将头一甩，甩去遮在额前的长发，也甩出这个年龄的孩子特有的潇洒和帅气。

我们的到来，让这座锁在深山人未识的村庄热闹起来。坐在门口那棵形如巨伞般的老桂花树下，揭开主人为我们送来的茶杯，一股兰草的清香随着氤氲的气息扑面而来，顿时让人神清气爽。茶杯里，一缕翠绿的茶叶像一张张孩子的脸，秀巧而又生动。这些年来，我喝过不同的茶，但能留在记忆中的，便是那天傍晚在六子家喝的那弥漫着兰草香味的九华山茶了。

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族，在七十多岁的周老爹的统治下，三个弟兄将近二十口人共住在一座老屋子里。屋子里的盒式录放机播放着一首在当时很流行的歌曲。老爹的老伴向我介绍说，这个人是台湾佬。老人家一定觉得，她的家里居然有台湾佬在唱歌，该是一件多么自豪的事！周老爹祖籍枞阳周潭，六十多年前，他的老父亲为躲兵乱而带着一家人来到江南，来到九华山。这一家人中，只有周老夫妇仍讲着相当纯正的枞阳话。

再见到六子时，他已是一个中年汉子。他回忆说，那一年，他跟着我到了我居住的城市——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九华山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说，那几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他在池州满大街地转悠。只是他所说的这一切，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唯一能记住的，就是那个春天里带着兰草气息的茶香，以及那棵桂花树下不绝于耳的欢笑声。

现在的六子是九华山实业公司的总经理。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我第一次见到仁德大和尚所写的“佛茶”的匾额。这“佛茶”二字，我已相当熟悉了，是在六子送我的礼品茶盒上，是在这一带随处可见的“九华佛茶”的广告牌上。老人家的字像他的人一样，清秀而端庄。现在，包括“金地茶”、“道僧天云”、“西竺云雾”和“双溪早芽”的佛茶系列已是一种享誉中外的品牌，市场上真真假假的“九华佛茶”遍地开花。

生活在佛山的六子一家与佛，与出家人有着深厚的缘分，曾经是仁德大和尚在家弟子的六子仰慕藏学法师的为人，也喜爱法师的书法，于是便希望通过我拜见他仰慕的法师，并进而得到藏学法师的一幅墨宝。于是，藏学法师铺开宣纸，以他所特有的刀锋体写下“禅茶”二字。现在，两代僧人的书法作品并列在六子办公室墙上，不同的墨迹，写着同样的内容，这是九华佛茶的福气，当然也是六子的福气。而对于我来说，穿越二十多年时空，有幸见证了两代僧人对佛悦和禅理的追求，我也从这两幅风格不同的书法中得到不同的参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