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弟兄五人，到我记事时，就只剩下父亲和他最小的兄弟了。

    我对五爷（叔）最初的记忆是那一场大水，五爷头顶着布鞋，淌着水来到我们居住的和悦洲，说日子没法过了，预备卖掉一个儿子，以求得一家人的活命。结果被我父亲痛骂了一顿。母亲说，日子要慢慢地过，再难，也不能卖儿子。

几十年来，我们兄弟对五爷一直怀有深深的同情，他的忠厚，他的寡言以及他生活的处境，时常成为我们家庭的谈资。只是在那个年月里，我们的家境同样不好，我们无法对五爷的一家给予真正的帮助。

我父亲是一个看上去冷峻得有些可怕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老人家对于我疼爱的唯一表达就是两句话：“你也不多穿点衣服”、“头也不剃”仅此而已。他对于他唯一弟弟的表达就更简单了。只是，偶尔五爷到镇上来，父亲便会让母亲多炒一个鸡蛋，老弟兄俩隔着一张桌子，默默地喝着酒，话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直到父亲逝世时，五爷赶来，那天的情形至今让我一想起来就心痛难忍。老人家摸着他三哥的灵柩，含着热泪，嘴唇嚅动着，小声地默祷着什么。这一刻，他也许会想到我的祖父母即他的父母亲，想到小时候与父亲在一起相处的情景，现在，他这一辈的亲人中，就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了。

父亲逝后，我和大哥每隔两年总会去一趟梅龙。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表达我们对父亲的那一份未尽的思念。我调入安庆的那一年，因为要回老家做冬至，特意拐到梅龙乡下，把五爷带上。回来时，县城的几个朋友留我们一宿，我们叔侄寄住在县委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八十年代的县委招待所还相当简陋，但对于五爷，那席梦思的大床，那注满热水的浴池，以及那天的晚宴，都让他兴奋不已。喝了两杯酒，五爷不断地感叹说，我这一生，死也足了。

那是我搬进新居的第二年。有一天，五爷突然摸进我的家门。当时的情形令我唏嘘不已。老人家手中提着一只蛇皮袋，里面装着几十枚鸡蛋，由于一路车程颠簸，那些鸡蛋碎了不少，蛋清从蛇皮袋里漏出来，一路滴洒到楼上来。后来据邻居说，当时他敲开邻居家的门，邻居以为他是要饭的乞丐，毫不客气地将他撵出门外，直到他报出我的名字，邻居才抱歉地将他送到我的门口。

那一次五爷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我带他去吃安庆刚刚开始的自助早餐，带他去游了迎江寺，登了振风塔，这些对于他，都是新鲜的。当天晚上，五爷在我的格子纸上写了一首七律诗。这首诗后来我送给五爷的孙子了，诗的内容，我也忘了，大抵是对此次安庆之行的感叹。五爷回去时，我一直将他送上车，又电话嘱我在贵池的学生胡海在车站接他，并将他送上去梅龙的车子。不久，收到五爷一信，信中描述他一路回家的情形，以及对我学生胡海的感谢。五爷是他们兄弟五人中唯一跟随教私塾的祖父念过几年书的，他的字很工整，虽然用的是圆珠笔，但撇捺之间，却有着柳体的端庄和娟秀。他述说他一生的遭遇，说他在儿媳门下生活的困窘。这封信，后来我再去梅龙时，有意将它送给了我的堂弟，不知道堂弟在读这封感伤的文字时究竟是什么心情。

此后一些年，安庆至池州的高速修通，去五爷所在的梅龙就更方便了。虽然堂弟们由于农事，由于其他原因，除了偶尔因赡养老人相互推诿而电话投诉于我，从来不曾来宜看望过我的老母亲，但一年中，我总会去五爷家一次或几次，多半是路过那一带，顺便去看我的五爷。2010年4月，我带着母亲和妹妹去大通，路过梅龙时，让车拐进那条沙石路。此时的五爷已卧病在床，五爷住的那间旧屋臭气熏天，五爷就躺在那张被尿液浸透的棉被里，他向我们哭诉说，我其实并没有病，一餐还能吃一大碗呢，但他们不给我吃，我要是死，就是饿死的。我的两个堂兄弟则连忙诉苦说，因五爷大小便失禁，他们又都忙着，无法每天替他换洗被褥，只好让老人饿着。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直接：一个人吃得少了，当然也就拉得少了；最好是一点也不吃，麻烦也就没了。

半个月后，得到五爷逝世的消息，我们再次来到梅龙。按照乡下的风俗，我的堂弟为他父亲准备了五绫三腰，请来了洋鼓洋号，喝乐班子，堂弟说，哥哥你放心，我一定要让我家爹爹漂漂亮亮、风风光光地走。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说，人活着，不好好待他，死了，弄得再漂亮再风光又有什么意义？我的火发得有点过，我妹妹连忙劝止了我。按照习俗我们去为五爷吊唁时，是应该送一份礼金的，但我武断地作出决定：一分钱也不送。当天下午，我们就离开了梅龙。我知道，随着五爷的逝世，我们同梅龙这一门亲属的联系算是从此中断了。

五爷逝去三整年了，昨夜忽然在梦中见到老人家。五爷坐在一个陌生的房子前，戴着老花镜，捧着孙子的课本，用手指蘸着口水，认真地读着。那样子真实极了。一梦醒来，恍惚了很久，两行眼泪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