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立生兄去年说要给我写一个长卷或者册页。他没有说写什么内容，但他说，可能会写我的某一个作品的片断，或者是别人对我作品的评论。前不久，他把册页送来了，原来他写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红兜肚》前言。

这个前言，是责任编辑刘冬冠写的。刘做过《上海文学》小说组组长，后来去了远东出版社，主编的仍是长篇小说。这篇前言，他自己很是满意，我当然也觉得好。只是洋洋二千余字，不知耗费了立生多少时间和精力。

读到钱立生兄送来的册页，感动之余，不能不有几分惊喜。这件册页，汇聚了安庆三位书法名流的作品。除了钱立生的正文，冯仲华的题签及卷首赐墨，另有卢安民的跋。冯卢二人，均是安庆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也都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

我与冯仲华算是老相识了，他写过我的《重修振风塔碑记》和另外两幅纪念迎江寺方丈皖峰老法师的楹联。《碑记》刻在振风塔一层西北方向的塔壁上。那两幅楹联，分别刻于迎江寺《皖峰和尚纪念堂》以及皖老的墓塔上。冯先生的墨迹，那幅《碑记》，皖老送我保存了，而那两幅楹联，一直不知所终。

安庆像冯仲华这一辈的书家有多位都先后拜在林散之门下，自然各得林老的真传。我不好评价他们，又想起禅宗中马祖道一评价他的几位学生的话：“经入西堂，禅归百丈，唯普愿超然于物外。”对于一个弟子来说，师古而不泥古，应该是很高的境界。我不懂书法，但我知道，安庆的林氏弟子中，冯先生是学得最好的。

现在再说卢安民。二十年前，我所兼教的九华山佛学院要将一幅贺联当作礼品送人，托我在安庆找一位书家。我撰一联，内容忘了，后来就找了卢安民。这是我与安民先生的第一次交道，彼此都有着很好的印象，只是我当时对书法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二十年之间，虽同居一山一水间，彼此却一直未有照面。直到去年，我心血来潮，六十岁学吹鼓手，对书法忽然有了兴趣。有一次我拿了几幅草纸去卢先生位于清节堂的工作室。他对我那几件不成样的东西给予很好的鼓励，他说，虽然笔法还很稚拙，但却不俗。他说，不俗，是一个学书的人最为重要的。当时，他还亲自执笔，为我做了示范。又过了一些时，他给我刻了两方印，一方是我的名号，另一方引首印是佛。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在写《心经》，写好了，就叠在一起，有人抬举我，就从中挑一幅感觉稍好的邮去，多半用的都是卢氏的这两方印。

至于钱立生兄，我们相识的时间也应该有五个年头了。只记得我的长篇小说《红兜肚》出版后，当时有些影响。有一次，立生兄见到我，找我索要一册。我答应了，后来却因杂事缠身，忘记了。等到再见到他时，是在一次会议上，忽然想起承诺过的事，第二天就将书送到他的办公室。也就是在那次，我知道他在艺术上的勤和真。每天别人下班了，他便在办公室铺开毡子，一直写到夜里十一点。后来就听到有人评价钱立生的字，说他的字近年来进步神速。我想，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而对于坊间来说，这个所谓“神速”也是应该有着相当的尺度的。

中国历史上很多书家都是由二王肇始，我所知道的赵孟頫算一个，董其昌也算一个，最近我对清代的王铎又有着特别的兴趣。沙孟海说，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得其正传，而且还说他“矫正了赵、董末流之失”，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了。只是我对二王的字一直兴趣不大。或许是受画僧妙虚的影响，一上手就是隶书中最难的《石门颂》及怀素狂草。但立生却对二王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几乎临遍二王的所有书帖包括集字的帖。他写给我的这件册页，是一笔一笔的行书。这件珍品，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有朋友来，就呈于人看；闲暇时，信手一页页翻过，每一页都是立生的友情，每一页都是人生的温暖。

去年九月，我与立生同上黄山。一路上，他细心而入微的照顾让你都感觉过意不去了，但你又不能不觉得，他的每一个哪怕很小的细节都是真诚的，不掺半点世俗之态。立生对我练习书法的支持不是说在口上的，或者，今天送来几支笔，或者，后天送来一锭墨，一块毡子，过了几天，又给你送几卷纸来，都是他从熟悉的朋友商店里买的。这年头，做朋友做到这个份上，应该不多的吧，但立生做到了。

我与冯仲华虽然有过几次笔墨的合作，但一直没有直接的交往。有几次在一些场合见了，他的严肃状首先就吓退了我。前日我与妻子带女儿到市立医院妇产科做胎心检查，竟然在走廊里照面了。或许是他新添了孙子，老远的走来，光是一脸的笑，就灿烂如霞，一扫我先前对他的偏见。我们相互祝贺（祝愿）后，很快就分开了，但却让我有了重新的认识：对一个人的评价，是不可以先入为主的，譬如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