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大通的房屋，直到现在仍保存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格局，中间一条长长的石板路，两边一色徽派建筑的房子，两层楼，楼上居家，楼下店铺。虽然一次次大水，有些房屋在长达近一个世纪中经过无数次改造，但直到现在，那些房屋看上去依然结实。

    等我们举家迁到大通后，那些老房子多半已不再属于原来的店家，为了适应越来越膨胀的人口，每间老房子里都住进去少则二三家，多则六七家。好在那些老房子有足够多的房间，每间屋子都像长长的火车箱，从前街一直延伸到后街的慈塘湖。那时候，我的家就居住在上街头李家大屋临街的一间房子里。直到现在，遇到老大通的人问到我当时的家在哪里，我就会说：“老桥口下，俱乐部隔壁。”

    我们住的这间房子只有三户人家，户主是一个姓李的孤佬，另外一家是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姓高，在镇上的邮电所做话务员，女的姓朱，镇上豆腐店会计。这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小夫妻，首先因为他们是双职工，家庭收入不算太高，但相比起其他人家，是相当不错的，更重要的，小高念过高中，又喜欢舞文弄墨，被镇上人称作“高秀才”，妻子小朱在街道业余剧团里唱旦角。整个夏天，镇上人几乎都是在街道上乘凉，街道中间留下一条空道，两边摆满了竹床凉椅之类，一整个晚上都睡在星星底下。小高会拉二胡，遇到他高兴了，就将二胡拎到街道上，呀呀地拉着《赛马》、《病中呤》什么的，有时候是黄梅调，这时候，他的妻子小朱就跃跃欲试，不停地干咳着，有人就建议，小朱唱一个吧，你的喉咙好听。小朱看看丈夫，小高就鼓励说，让你唱，你就唱一个嘛。小朱问，唱什么呢，大家就说，唱小辞店吧。于是小高引了一段过门，他妻子就唱起来：“听客人一番话珠泪下掉，好一似烈火烧身又把油浇，转面来问我的哥有何蹊跷……”

    小夫妻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屋子里天翻地覆，鸡飞狗跳，多半是因为小朱在业余剧团里的什么事，也是说不清楚的事，对于年轻的小夫妻来说，这是很正常的。每当他们吵架时，门口就会围上一群劝架的人，其实多半也是来看热闹的。那时候每家几乎都有吵架，每到哪家吵架时，都是这种场面。

     有一次小夫妻为了一件什么事闹了很长时间，闹到快要离婚的地步。有一天，小高下班时提着一挂猪肉，很远就听到他张扬的说话声：“给镇广播站写了篇稿子，得了五角钱稿费，就买了半斤猪肉。”门口的人都羡慕地看着他，看着他手上的那半斤猪肉。进了门，小高又把那话重复了几遍。很快，李家大屋就被一阵奇特的肉香弥漫着，那一对年轻夫妻一个灶上，一个灶下，又开始了卿卿我我的日子。从那以后，我对小高崇拜得五体投地。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学会写稿子，给镇广播站投稿，我要用自己挣来的稿费给家里买半斤猪肉。

     小高大哥的半斤猪肉对于我当时来说，只是一阵难以诱惑的肉香，等到我上中学以后，对半斤猪肉又有了更切骨的理解。那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在他的粉笔盒上写了一句话：一支粉笔催人老。不久，另一个老师在那粉笔盒上续上一句：半斤猪肉又回春。因为这两句打油诗，两位老师在“文革”中被批得半死。

    小学三年级时，我认识了一个叫耿查理的大哥，耿的母亲是俱乐部图书馆的管理员。我同他认识后，就被允许走进那个在我当时看来海洋一般浩瀚的图书世界。耿查理问我喜欢看什么书，我就随口说想看打仗的。耿查理就从书架上为我找了一本《红日》。那是我平生看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半懂不懂，但从此却对书有了兴趣。上中学之前，我从耿查理那里大约看了以下几本书《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林海雪原》等，很多书都是半懂不懂的，但却看得痴迷，看得忘乎所以。

    经过文革，经过下放农村和招工进厂，十几年过去，我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成年汉子，中国文学也在经过一阵敲骨吸髓的动荡之后终于有了复兴的潮头，1978年，在一位昔日老师的鼓励下，我试着写了一个儿童小说（那个小说有很强的模仿痕迹）。这个小说发表在《安徽文学》1978年的第十期小说栏目最后一条，得到稿费25元，相当于我当时工资的三分之二，在厂里引起轰动，科室里的人都要我请客。于是，我用这25元稿费买了一脸盆水果糖，在科室里挨个散发。

    很久以后，在一次给大学生的演讲中，有同学问我文学的启蒙人或是启蒙事件时，我就说到以上的故事，说到那个举着半斤猪肉一路张扬的小高大哥。那位同学说，原来你是为半斤猪肉而写作的呀？我知道他不信，也不屑，现在的孩子，哪里理解半斤猪肉在那个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而在当时，启蒙我写作兴趣的就是半斤猪肉，而不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