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安庆日报副总编辑亚锋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在晚报开一个专栏,名“复彩观察”。
亚锋是我的小老弟,当年地市两报合并时,我们就在一起创办《周末》,后来办《下午版》,《周末》的一摊人马基本就过度到《下午版》了。直到2006年,《安庆晚报》刊号批下,其中坚力量仍然是当年老《下午版》的人。从《周末》到《安庆晚报》,安庆日报完成了三级跳,我和亚锋等见证了安庆日报的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也都算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晚报成立不久,亚锋即被提为日报副总编辑,分管晚报。我们之间虽然年龄相差了十几岁,但一直就像兄弟。亚锋知道我的为人,即使我做错了什么事,让他受了委曲,他一时很生气,但却决不怪罪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坦荡的人,我没有要坏人事情的动机和愿望。
亚锋提出要我开专栏,可能是他怕我辞去工作后在家寂寞,当然他也是很看重我这支笔的,他希望改版后的晚报拥有更多的读者。亚锋给我开的专栏是安庆晚报史无前例的,整整一个版,三千余字,针对百姓关心的话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说就怎样说。亚锋说,你可介于新闻评论和文学随笔之间。亚锋是熟悉我的文风的,这种写法很对我的味口,因此写起来感觉十分过瘾。第一期出来后,无论是我自己还是读者,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大标题,作者漫画像,配大图片,看起来十分大气。几期之后,新闻周刊主任丁魏(也是当年《周末》的小老弟)就给我打电话说,你的专栏读者评价很好,大家都说非常爱读。我知道这是丁魏在鼓励我,我只能更加努力。
这期间,我经常会接到读者电话,说喜欢看我的“复彩观察”,有时候走在大街上,迎面遇到一个熟人,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专栏文章我一期不漏”。
“复彩观察”自三月下旬开篇,至今约二十期。我不能说篇篇都好,但每一篇我都是用了心的,有些篇章的确算得上精彩,如《小心,狗屎》、《城市的名片》、《逗乐逗到北京城》、《道路越走越狭窄》、《安庆迎江寺建寺历史考辩》、《毒品与艺人》等,都是针对百姓关心的事,说了一些很多人想说,却没有机会说出的话。有人说,也只有你黄某人才敢在安庆晚报上说那样的话。我只能说,这是我们社会的进步,是报业发展的进步,也是亚锋总编的开放和开明。
有熟悉我的朋友一直称我是“快手”。的确,我有过一边与人谈话,一边写就一篇千字报道的经历,我在写长篇小说《红兜肚》时,最快的一天写了两万字(但也有一天只写两千字的痛苦经历)。但是,“复彩观察”不是小说,决不能任由我肆意想象,天女散花。首先,我必须每期寻找一个合适的话题,这话题又必须是大家关心的,感兴趣的,找准了话题,其次还要搜集材料(当然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人生阅历),这项工作往往就要花去我差不多一天时间(当然,写起来还是很快的)。每周一篇,每篇三千余字,每一篇都要花去我很多的时间。
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很久都闲着,但要忙起来,所有的事情都集到了一起。偏偏我又是一个不善拒绝的人,朋友找上门来的活计,多半都是尽义务,甚至有一些无名作者将他的几十万字小说传给我,让我“指导”。心里不愿意,却又不好拒绝。这几个月,手头的事情特别多,而自去年十月在花亭湖开篇的长篇历史小说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好几次都想罢手。出版社不断来电,问我进度,要求最好在九月底能够提交初审(显然不可能)。虽然我对那段历史已相当熟悉,甚至在一些场合大言不惭地自诩“南北史专家”,但就小说而言,我毕竟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我对那个时代的人物、生活乃至语言,都生疏得很,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部小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向亚锋提出,“复彩观察”专栏可否暂停两个月。亚锋当然理解我的难处,只是,我觉得对不起他,对不起鼓励我的读者和朋友。
今年十月,我即将办理退休手续。有时自己都不相信,似乎就是在一眨眼间,自己就是六十岁的人了。古人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于我,似早就有定,又何必辛辛苦苦?想起鲁迅先生的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但我又很知足,就在昨天,当我在一个夏令营讲完课,一群年轻人围在我的房间闲聊时问到我的成长经历,我告诉他们,我在二十三时才摆脱“插队落户”,接着做了八年工人,如果不是1977年的高考制度,我或许在那座工作早就下岗了。直到三十一岁,我才有机会拿起我喜欢的笔。想我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居然凭着自己的努力,做了作家,写了一本又一本书,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却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先人了。
“复彩观察”最后一期题《家长们,请放过您的孩子》,我在这里说,黄复彩,请放过黄复彩,别让自己太累。
拉拉杂杂,就此作为最后一期“复彩观察”吧。再见,亲爱的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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