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云岩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的学生钱新长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昨天我们离开白云岩后，白云岩寺的和尚当晚就找到他家里，表达出那天上午当着我们的面发牢骚的后悔。我让钱新长告诉他，偶尔发点牢骚是很快活的事，我们都经常发牢骚，更何况他当天所发的牢骚不一定没有道理。
过了一会儿，钱新长又打来电话，说和尚一定要找我谈谈，并说希望能到安庆来同我面谈。我连忙告诉钱新长，真的没必要到安庆来，我理解他的牢骚，真的没有必要为发了一次牢骚而后悔，要是这样，就活得太累了。如果真要和我谈，电话中一样能谈。过了十来分钟，电话响了，估计钱新长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和尚了，果然就是和尚打来的。于是，他说了那天上午发牢骚的原由。我于是把同钱新长所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让他不必介意。然而和尚还是同我说了许多后悔的话，渐渐的，我明白了，和尚把我当作一个人物，或者把我当作一个新闻记者了，他害怕我把他发牢骚的情形写到报纸上。我立刻告诉他，我虽然在报社工作，但我一般不写什么报道之类的文章，也决不会把他发牢骚的事写出来。和尚终于放心了。
和尚还在说着他们那里的事，说时仍愤愤。我把话题有意引到青鸟上去。和尚的语言开朗起来，他说那天上午我们看到的的确是一只青鸟，白云岩唯一的一只青鸟。他说青鸟有五种叫声，一般是贴着地面飞翔，但那天却飞得很高，一定是看到有缘的人，高兴了吧。那天晚上我与和尚在电话中聊了一个多小时，我确信和尚已经信任我了，也确信他放心地做自己的功课去了。然而放下电话，我却放不下这件事了，由此我想到我的一些学生告诉我，说他们那里一些乡镇干部害怕我去他们那儿，生怕我再去爆他们的光等等。这些乡干部对我的敬而远之的起因，就是98年我为108户农民打土地官司的事。当时的确惹怒了当地领导，但他们似乎又拿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所写的那篇大型报道有理有据，官员们抓不到一点把柄。文章被别人转载到其他一些大报后，有几个领导曾到报社找我“勾通”，他们的县委书记得知此事后，连夜打来电话向我道歉，让我“大人不记小人过”，并且大骂他的下属“没出息”，“居然同农民争土地”。这个县委书记果然有水平，现在他担任着省部级的一个重要职务。
那桩民告官的官司胜诉之后，农民将一块写着“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牌匾送到报社。其实，说我“仗义执言”还有些符合我的性格，至于“为民请命”，那就抬高我了。我清楚自己，不过是文化没落时期的一个没落文化人，我从来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格外把几个狗屁文字当回事，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卖字人吗，同那些草根族的匠人有什么区别？
这些年来，我虽然在新闻部门工作，但却极少写新闻报道，那一次也许是唯一的一次吧，虽然为农民赢得了官司，但却引起一系列后遗症。其实，说官员们都害怕我并不符合事实。我这次去白云岩，白梅乡的潘乡长就十分热情，这也许同他也是一个文化人有关系吧。对于那极少数害怕爆光的官员，我要说：先生们，请别把我当回事，当然，更别把自己当回事。真正值得大家当回事的，是那些草根层的民众。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