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次韵诗
(2010-01-26 10: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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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韵诗步韵韵脚限韵格律 |
分类: 江帆诗词 |
在古代,起先的作诗唱和,只是诗意相合就可以了,不一定使用被和诗的原韵。后来兴起限韵,大约是始于试场吧,弄得文人雅集时也限定使用某韵,也有限定用某字押韵的。限韵的和诗,一般有三种方式,且一种比一种的限制来得苛刻:
试举次韵诗的例子如下:
刘景文原诗《奉寄苏内翰》:
倦压鳌头靖左鱼,笑寻颖尾为西湖。
二三贤守去非远,天一清风今不孤。
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曾插菊花无?
聚星堂上谁先到,欲傍金樽倒玉壶。
苏轼和诗《次韵刘景文见寄》:
细看落墨皆松瘦,想见掀髯正鹤孤。
烈士家风字用此,书生习气未能无。
莫因老骥思千里,醉后哀歌缺唾壶。
苏东坡还有一首有名的诗,也是次韵诗,同样写得洗炼自然:“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其实古人唱和,原来只是重在和意,连韵脚都不必相同。试看盛唐的时候,中书舍人贾至写过一首《早朝大明宫》的诗,王维、岑参、杜甫都纷纷写诗和他,却没有一个次韵的。
可见,次韵的做法,前人本不认为是什么高超得了不起的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而已。严羽《沧浪诗话》甚至认为“和韵最害人诗”,颇不以为然。然而宋代大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他们,都喜欢次韵。《梁溪漫志》中说:“作诗押韵是一奇。荆公(王安石)、东坡、鲁直(黄庭坚)押韵最工,而东坡尤精于次韵,往返数四,愈岀愈奇……盖其胸中有数万巻书,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着意,要寻好韵,而韵与意会,语皆浑成,此所以为好。”虽然是次韵,却能写得晓畅自然,浑然天成,不着斧凿痕,这样的次韵诗,才算是真的好诗。
“次韵”的风气,自宋至清,非常盛行,如果和诗不能次韵,就好像不会写诗,非常没有面子似的,虽大诗人亦不能免俗。此风常遭到学者诟病。宋代大学者朱熹就指出,陶渊明诗之所以为髙,正在于不待安排,是从胸中自然流出的;而即使像精于次韵的苏东坡,他的《和陶诗》,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有高才八斗,却迹近文字游戏,已然失去陶渊明的自然之趣了。
想来,押韵无非是增强诗歌音乐性的重要手段,这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最大特点吧?故此古人对韵脚很讲究。清代诗评家沈德潜说:“诗中韵脚,如大厦之柱石,此处不牢,倾折立见。”押韵以近体格律诗的要求最为严格,许多字如一东中的“终”、“风”、“公”和二冬的“钟”、“峰”、“恭”,我们现在读音一个样,格律诗却不能通押,如果通押,就犯了出韵的错误,就要遭人耻笑,考试就要落第。好在现在我们也不会再有这种种的担忧了。讲韵律,无非是为了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声声入耳,是由诗歌的音乐性所决定的。但韵的情况,古今有很多不同。中唐以后,逐渐出现邻韵通押,杜牧那首特有名的《清明》诗,首句就用了邻韵。如袁枚《随园诗话》中指出的,唐人律诗,通韵之例极多。洪迈《容斋随笔》主张“和诗当和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提出一条很开放合理的诗歌主张:“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作为现代人,何必再为韵所束,作茧自缚呢?在尽意为先、不束于韵的原则下,我倾向于保留和借鉴旧格律的合理部分,如适当注意点平仄、韵脚等,而在音韵上则应完全从今。许多我们认为是同韵的字在古韵中被分别列入不同的韵部之中,如“一冬”与“二东”之类,这主要是因为古今语音变化的原因,今天实在没有必要再拘泥这一点了。现代人做诗,自然要与时俱进,要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在近体格律诗中,我最是偏爱七言绝句,其次是七言律诗。可是,近体诗的格律确实是束缚人,学起来又费劲,生性懒惰的我,从来就没有入过门。有时便好生向往古体诗。古体诗可看做是古代的自由诗,篇幅长短、句子长短都比近体诗自由;用字不限平仄,韵脚可平可仄,同一首诗的韵也可以平仄交替;押韵比较自由,可以隔句押韵,还可以换韵;修辞上也不怎么强调对仗工整。偶尔发兴写写旧体诗,也弄不懂那么多、那么严的格律,索性一概不管格律,韵脚也任其模糊,最多只是在诗句上做些善后的修正协调,尽量尽意、顺口就算了。
写自己的诗,让内行人去说吧。我觉得写诗、读诗都是很快乐的事,没有必要弄得很苦,理应坚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人各欢喜的自由原则,只要诗从心中出,清新一些、自然一些,有一点新意,读起来有一点抑扬顿挫的音乐感,就是好诗。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