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在我的心目中，一如巍然屹立在苍茫大海上的一盏航标灯，它在漆黑的暗夜中发出的一线夺目的光芒，时刻照耀着我，引领着在人生的漂泊中几度迷失的我，校正着我的人生路向。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人类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时，我仍会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气息，如此强烈地感受到那个年代予以我的精神启示与冲击，我是那么深切的缅怀着这个消逝的往昔，或许，只有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才能刻骨铭心地感觉到它的存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铸造了一代人的人生。

我怀恋八十年代──那个狂飙突起的年代，一个激进张扬的年代，我们中华民族从深重的苦难中走出后所发出一声声呐喊的年代。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的年代。

那个年代我们一贫如洗，两袖清风，祖国还满目疮痍，伤痕累累，我们刚走出文革的腥风血雨，面对着苍茫大地，我们由此而感受到了一种自由歌唱的焦渴，就在那样一个时刻，我们从那云开雾散的春天里闻到了来自思想的芬芳，这一切的记忆又丝丝缕缕地与文学的思潮联系在了一起。

      今天，即使是“八零后”年轻朋友亦会与我讨论那个年代拉开序幕的开山之作，每当他们向我小心地寻问那个年代的青春激情时，我的内心都会泛起一阵波澜，因为他们提及的作品影响了我的人生，以至迄今，我甚至仍能时时聆听到它穿过时空的隧道而抵达我内心的声音──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登载在1980年的《十月》杂志的第一期上，就是这部以诗一般语言命名的小说意外地出现了，它犹如一股从海平面上突然腾空而起的强劲漩风，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得将身不由已的我卷入其间，我追随着它发出的“声音”，热血沸腾。

那时，我们这些伴随着共和国长大的一代人，对这部小说中大胆提出的观念与思想还闻所未闻，当时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尚方兴未艾，势头未减，但骤然间出现这样一部令人惊世骇俗的作品，让我们目瞪口呆后又激情洋溢，因为我们在迷茫中的朦胧思考终于被这股漩风席卷后彻底打开了，我们由此而看到了另一重世界之光──它不再一如当时的思潮中激荡的“伤痕文学”那般，只将审视的目光停留在舔舐着流血的伤痕，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以及泣血般地控诉，《晚霞消失的时候》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开端，就像是拉开八十年代的一个思想解放的序幕，昭示着我们对文革时代的沉重反思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晚霞消失的时候》大胆地涉及了当时足以触犯“禁忌”的多重思想：哲学、政治、宗教与人类的发展历史，它仿佛在以一种高远的视角凝视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走向，并以一种博大的宽容仁慈的情怀向迷惘中的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径：当晚霞消失的时候，人类的历史与命运又会进入一个崭新的轮回，太阳会照常在东方升起，我们会再度接受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并由此而接受历史的洗礼。

是的，人类的历史一如《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尾声中所论述的那般，在循环往复中经历着沉沦与崛起，但我们的内心正是因了留存着对冉冉升起那一刻辉煌的企盼，激励着我们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那样执著地追寻那道耀眼的光芒。《晚霞消失的时候》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未曾被岁月抹去，它自始自终鲜亮地存活在我的精神世界中。

自此之后又一部作品以令人耳目一新的面貌出现了，有趣的是，它的出现是继《晚霞消失的时候》后同为《十月》杂志的出第二期上，小说的名字叫：《黑骏马》，作者张承志。我亦伴随着这部中篇小说的阅读而记住了这个名字，并在后来日子里有幸结识了他，从此， 我对张承志文字的追随与阅读就从未停止过，他成了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精神向度。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我走向文学的第一步亦是以评论《黑骏马》的文章开始了，我愿把我的这种偶然的文学起步当成一种神秘力量的感召。

《黑骏马》便是一部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小说，张承志虽然在小说中扮演的叙事者是以“我”来讲述的，但这一“我”居然是以一蒙古青年的身份出现的，“我”受过正规教育，并寄养在一位蒙古毡包的“额吉”家中，这位慈祥的一如母亲般的女性，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成了一个令‘我”一生受益，终身难忘的精神导师；与此同时，“我’的叙述中还出现了一位“我”的恋人──索米亚，但这一爱情却在“我”离开读书后的那段日子里，随着一个叫“黄毛”的出现并让索米亚怀孕而终止了。就是在这里，一个犹如蒙古长歌般的悲剧人生诞生了，当受过“文明”熏陶的“我”对索米亚的爱情背叛表达出愤怒与痛苦时，老额吉则以一种大地般的胸怀与悲悯示以宽容与理解───生命才是高于一切的，这就是老额吉留给“我”的真理启示，这也是索米亚用行为所赋予她“背叛”的终极涵义，于是在这里人性的意义由此而浮现了出来，一个崭新的哲学命题出现了：文明（以‘我“为其符号）与原始（老额吉与索米亚）的生命观在此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孰是孰非呢？文明究竟带给人类的生命观与人性观是进步还是退化？在此，张承志用其独有的人类学的眼光，以超越当代人的思考视域，跨越到了对横亘在文明与“野蛮”间的界碑，与此同时亦在这一基点上，籍此而抒写了“人民“这个被小说一再强化与大写的概念───在小说中，它是以老额吉与索米亚作为其代表符号来描述的。

《黑骏马》的问世，使得文革后的当代小说从此走向了富有民族文化意涵的类型，文学不再是平面的、简单的、为某种政治意图与概念而服务的对象了，它还原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相“，它被纳入了超越功利的审美范畴，同时，它被安上了一双超离一已之狭隘而关注人类的命运走向，审视文明之进程的眼光，它奏响了一支悠长的事关人生与生命的苍茫浩瀚的长笛。

张承志随后的《北方的河》依然延续了它充沛的民族情怀，他走向了山川河流，在奔腾咆哮的黄河岸边，他的那声激昂的“父亲”的呼唤再一次地让我们激动不已，那个在他的眼中所呈现出“钢青色”的黄河之水从天而落，他由此而感受到一种使命与责任感的担当，正是在此激情的感召之下，一代人在《北方的河》中被张承志小说中诗意与强悍的文字征服了，他的“声音”由此而响彻了大江南北，让我们热血沸腾。

在随后的一次的阅读中，我非常偶然的读到了一篇几乎让我醍醐灌顶的小说，它在点燃了我体内热血的同时，亦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闻所未闻的小说形式。

它就是发表在当时《光明日报》上的一个短篇小说：《夜的眼》，作者王蒙。当时还是一名工人无知的我，并不知道这位名为王蒙的人是何许人也，又来自何方？但我只记得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像被电击了一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类型的小说，它没有完整的一板一眼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只有一个人在恍惚状态中的自言自语，语句亦在相互缠绕、撕扯和回环中交织成一支忧伤哀婉的小夜曲，像一股清澈明净的流泉，平滑而湍急地一路流淌，只是顺着一种在当时还让人多少有些懵懂的语句中飞流直下，以至让人惴不过气来，但又是那么得让人酣畅淋漓。我仍还记得有一段描述“我”在夜晚朦胧的灯光之下，忽然想起了新疆的烤羊脚，它在“我”的眼中晃悠着，思绪亦追随这一“晃动”而自由的浮动与遐想。

《夜的眼》中的恍惚，那种在从苦难的暗夜中走出后升起来的恍惚，让人在怦然心动后，陷入了一种沉思和追问───我们在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后，我们又身在何处？一切都恍如隔世了！

在我的记忆中，自《夜的眼》之后，文学从此进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在冥冥之中一如《夜的眼》那般在心理之流的涌荡之下，敏感地捕捉了我们几乎在浩劫中丢失的“自我”，重新去发现人性的尊严与价值。

一九八五年前后，当代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它是以“寻根文学”为其标志的，“寻寻我们文化的根”──这一在《黑骏马》问世后迟滞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开始蔚为大观了，几乎当时所有的重量级作家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就在这股文学思潮的裹挟之下，一个“异类”出现了，它的横空出世犹如一声惊雷炸响，顿时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它就是莫言以《红高粱》系列命名的小说。

说《红高粱》一如晴天霹雳般横空出世似乎一点不算夸大其辞，它的确的是能量惊人的，那种汪洋恣肆的文字，那种烈火般的豪情，那种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都让当时的我们激动不已。

《红高粱》不再像以往的寻根小说那般只寻觅在荒原与丛林之中，去追寻远古先人的历史遗痕，它不是，它竟然以上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为背景，抒写了一个后来人，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苦难的当代人对战争的“记忆”，那个童年视觉虽与当年正时髦的西方的作家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叙事形式遥相呼应，可那时我们的国门刚刚洞开，海外所有的在我们看来值得“拿来”的东西我们一概视为弥足珍贵的礼物，于是受它的启示后稍加摹仿似乎再正常不过了。不错，莫言的《红高粱》亦有明显的摹仿痕迹，但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部具有磅礴气势的作品大开大合地将战争纳入到了当代人的视野中，并籍助于战争的残酷将民族性与人性的理解与刻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竟是如此这般地让人感到了清新与痛快，犹如痛饮了一杯高浓度的《红高粱》酒，在酒酣耳热之后，我们开始了对生命的赞颂，它就是献给生命的一支嘹亮的赞歌，它让我们由此而感悟到了生命的豪迈之于一个人是高于一切，任何强权与势力都该被无情地践踏在生命之足下，“造反有理”，我们喝着烈酒，粗着脖子高唱着凯歌，大步走向自由与豪放，那才是生命快乐的极致之美，惟此，人才会至深、至高与至圣。

八十年代毕竟远去了，一晃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我偶尔会恍惚觉得自己并没有告别八十年代，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还时时刻刻在我的心中燃烧着，召唤着我频频地向它回望与致意，我忘不了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不仅仅是因了那个年代的激情四射，不仅仅是那个年代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的自由与豪情；而是在那个培育了我们精神与思想成长的年代，我们坚定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那种对真善美的坚守，那种对神圣思想与精神的敬意与爱戴。

但在今天，我却不无忧伤地看到，我们的精神与思想亦与八十年代渐行渐远，可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不是在告别一个时代，我们是在告别我们曾经有过的理想与情怀。

而我却不愿告别八十年代，我愿以以上在我认为的八十年代的文学经典来重返那个消失的岁月，让我在迷惘与困顿的人生中再次接受它赐予我的心灵洗礼，因为在那个往昔的年代，我们普遍具有一种洁净的精神和易感的心灵，两袖清风并没有让我因此而在精神上一贫如洗，相反，它促使我们以一种顽强的毅力去攀登精神的制高点，磨砺出一双犀利的目光，以此来俯瞰苍茫的人生──那时我们是充实而又富有的。

今天呢？我们则在迷失，我们在萎靡不振，我们不再纯粹了，小说的形式与技巧或许相较于八十年代更加的纯熟了，但我们为什么就是难以从中看到有价值的文学灵魂呢？我们似乎有了许多文学之外的欲求与奢望，一句话，在我看来我们在背叛我们曾有过的八十年代。

而我愿意重返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让它来重新铸造我，让我重新再去吟唱曾经在那个年代我们嘹亮地唱出过的豪迈的歌声。

此文登载于2010年4月28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