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进一条不起眼的小巷，直行了一会儿，不远处看到了保田徘徊的身影，吴亮与我下了车，保田微笑地奔了过来。

　　吴亮上次来京时，我们就聊到了保田。还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和保田都驻扎在上海的《摇啊摇啊摇到外婆桥》剧组，吴亮来剧组看我，我将保田介绍给了他。后来吴亮告我说，保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几年，吴亮来京时提出要见见保田，我便带他去了当时保田住着的“中戏”宿舍，那是一个至多十一平方米的小屋，屋里堆满了保田的雕刻作品，以及书架上沿墙排开的各类书籍，加上一张小床和一个小书桌，余下的空间就所剩无几了。尽管如此，屋子被整理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保田是一个酷爱整洁的人。

　　我们挤在一起，痛快地聊着有关艺术的话题，保田兴致勃勃的展示了他的绘画及雕刻作品，充满了一股激情，当时吴亮便对他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几个月前，从上海出差来的吴亮对我说，下次再来时我要见见保田。

　　几天前，吴亮终于又来了北京，我跟保田电话联系时，他说上午刚从老家回京：明天来我家聊吧，他说，十点。

　　保田的新家我是头回来访，原因是我们彼此有十多年的时间没能联系上，这不怪我，这要怪保田，后来再见时他说，我怕你变了，有些话不方便说了。我笑骂他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你不该这么想我吧。保田亦笑，谁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

　　新家的面积大多了，客厅足足有五十平方米，上电梯时我还问保田，怎么买这楼？他显然知道我的意思，这楼看上去太平常了，一点不起眼，就像一幢普通的居民楼，没有丝毫的“公寓感”。保田回说，我喜欢它的大客厅，我的作品能放下。

　　果然如他所言，墙上挂满了他的木刻，偶尔会有些他个人的照片，二面墙是码得满满书和ＣＤ的书架，靠平台的书桌上还放着一罐枯败垂落的残荷，引人注目。家俱则是简单而质朴的，一切被收拾得整齐而且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我问过保田，这么大房子堆放着这么多庞杂的东西，打扫起来太麻烦了，谁来打扫？他回说，我呀。我惊道，太累了吧。他无所谓地耸耸肩说，我可以锻炼身体。

　　进屋还没寒暄几句，保田便一阵风似地去内屋搬来了他最新的系列绘画作品。

　　说真话，我们几人看后都有些震惊，保田的毛笔画更加炉火纯青了，那的一以贯之的思想理念被发挥到了极致───性与生命的主题从来就是保田作品中最显著的艺术特症，新作品依然如故。在我们的看来，它们充满了烈火般地燃烧的欲望，并从这欲望中跃升起的精神受到的扭曲、挣扎、痉挛与顽强的搏击───那些菩萨，富贵竹、百合花、残荷、君子兰……在保田的笔下均获得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象征和隐喻，带着一股妖冶之气的花朵和叶片如同从静默中受到了某种神秘的启示，那么欲望地在张扬着、呐喊着，映衬着古代男女交合的怪异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田的绘画又具有表现主义的特征。保田从始至终的主题还是性，而性在他的作品中不再单纯地指向男女间交媾和生殖的崇拜，而是通过这一刺目的让人心惊的画面来表达他内心的某种缠绕着他的情结，以及永不停歇的对生命的反复追问与探寻。按吴亮的说法，它们既是人类学的，亦是文化和政治的隐喻。是的，它由此而构成了寓言般的画面，述说着关于欲望与生命的秘密。

　　到了午饭时间，保田才想起未能为我们倒茶：你们来，我一高兴把茶都忘了倒了，这点保田与我一般无二，一聊高兴了什么都忘。

　　我们去了一家颇具格调的餐厅，刚落坐，保田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吴亮谈谈对他作品的看法。保田关心吴亮的态度是有原因的，他知道吴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放弃了文学，“混迹于”上海绘画界，还开了一个画廊，在绘画作品的鉴赏力上他眼光独具。

　　我有时是一个在绘画与雕刻上很狂妄的人，有时又是一个极自卑的人，所以我想听听吴亮你怎么说。保田说。

　　我说保田你不至于吧！你居然还不相信自己吗，太怪了！

　　他说：你不懂，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吴亮是行家，所以我想听他说。

     保田还调笑说我不懂画。因为上次他来我家看我时，拿出了他最新的作品照片，我看了一下没表示出更多的热情，我当时只是觉得我与保田太熟了，照片上显现的作品基本还是过去的样式，不必说太多，毕竟十多年前我赞美过，我从来是一个不爱恭维别人的人。那天他走时，还唠叨了一句，王斌你不懂画，听得我当时一愣。

　　可今天当看到他的实体作品时，我真的很震撼，于是想起了吴亮说过的一句话，看画一定要看实物，因为纸张的质地、肌理、皱折都会构成绘画的一部分，还有色彩的真实感。

　　吴亮高度评价了保田作品，他认为保田的艺术作品不但独具一格，而且没有学院派的陈腐气息，弥漫着一种强悍的属于保田个人的生命感，呈现出丰富的层次，他的作品表现出双重困扰，一方面是对世俗社会的强悍的突围，一方面又被世俗所缠绕而无以解脱，这就构成了一种奇异的矛盾冲突，而这又正是保田画的魅力所在。吴亮说，保田的创作个性极为强烈、个性亦属鲜见。他以为保田不必将作品秘不示人。保田说他怕内行会认为他的东西拿不出手，所以轻易不愿示人。吴亮说如果你仅是自娱自乐那么我们可以另说，但我认为你的作品是应该拿出来做画展的，而且会让懂得人震惊，因为它太特别太个性了，从来没有人像你这么画的，有一种充沛的的激情和力量，以及欲望的恣意张扬，同时，在当代的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还极具当下性和启示性，应当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

　　保田听了很激动，但说：我和王斌属一类人，不爱和人打交道，也不会打，所以没事时不太爱见人，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吴亮说到时会帮着出些主意。

　　席间，保田说到我的小说《遇》，他认为《遇》在他看来最大的特点是写了一个和世俗生活格格不入的边缘人，一个如同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中的“多余的人”。

　　保田说吴亮的评价给予了他以信心，他说自己过去一直不能判断这么多年一个孜孜以求的这一工作是否有意义：我有时会质问自己，甚至灰心丧气，觉得无意义，保田说。我说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任何创作只须问自己的内心是否有热情有激情就行了，这才是关键的，作品的好坏其实是自己能感受到的。吴亮说，一个人的艺术创作有时是要得到别人的评价和首肯，否则创作者是会很彷徨。

　　后来又聊起了闲话，吴亮说起了生物的进化，他说现在说地球上有大量的动植物的死亡，危言耸听，可是英国许多科学家又同时发现亦有大量的过去从未出现过的动植物在诞生，这就是生物进化的现象。

　　保田听后笑了，说：现在连老鼠都生物进化了。他说他这次回家陪母亲过年，二十多天里就忙着打老鼠了。我忙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母亲家发现了一只大老鼠，始终打不着，于是他几次在老鼠铗上放上了有毒的食品，可第二天看，那铗子被老鼠挪到一边去了，上面的东西一点没动。每次都这样，后来试了一次放没毒的食品，嘿，第二天发现，鋏子还在原地，可上面的东西却被吃了，但只要是有毒的，它就给你挪到一边去，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有人说，老鼠之间也有信息传递，被毒死的老鼠，临死前会传达给其它的老鼠，告诉它们这种东西不能吃，他们就不吃了。

　　我说这是神话。

　　吴亮听了，嘿嘿地乐了几声：保田你说老鼠，我也给你们说个老鼠的故事，我前一段在上海租了新房，发现有一只大老鼠，于是上街去买了一个专门治老鼠的工具，是那种中间放一诱誀，四面是粘胶的玩意儿，老鼠只要一吃就会被沾住。第二天发现放在中间的油条没了，粘胶上有几丝老鼠毛，没打着，我就去找商店问，他们说，你买的是十元的工具，要买好的，十五元的那种，粘胶力更强。回来一试，第二天还是油条没了，老鼠仍没打着着，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弄得我很灰心，有一天在作协办公室与人说起，有人告我说，老鼠是能听懂人的话的，我教你一招，你回家后把窗户全部打开，对着屋子说，老鼠，我所有的窗户都开了，我不打死你，你走吧，我们不必这么斗下去了，如果你不听，那么好，我一定会找机会打死你。

　　吴亮笑说，我回家把窗户真的全打开了，就按那人的话说了一遍，我老婆还问我犯了什么毛病。

      第二天，吴亮上班时，那位教他驱赶老鼠的同仁问他，喊了吗？他说喊了，那人又问，是用上海话吗？吴亮这才想起自己用的居然是普通话，那人听了摇了摇头，不灵的，要用上海话，否则它听不懂普通话的。

     吴亮只能苦笑了，当天下班后，再次打开窗户，用上海话喊了一遍。还真灵，从那天后，老鼠真的溜之大吉了。

　　保田接着说，你只要说今天我放了老鼠药，老鼠肯定不来吃，你说明天放，它明天就不来，它真能听懂人说话。

　　听得我目瞪口呆。这两人显然不是信迷信的人，而且都绝顶聪明，换了别人说，我还真不信，可他们在说，我不能不信了。

　　　饭后又回了保田家，保田还想让我们接着聊，晚上吃了饭再走，他说今天他太高兴了，知道自己的作品是有价值的。但我们晚上还有一朋友饭局，没法留，保田便有些遗憾，帮我们在他屋里照了几张像，又与我聊了会儿古典音乐。

　　　五点多，我们又赶局去了，保田非要送我们到楼下，我看得出他还处在兴奋中，这让我挺高兴，我知道保田平时是一个寂寞的人，但这份寂寞却造就了他的今天，假如有一天他的画展真能如期举行，会让世人看到他在绘画与雕刻艺术上的造诣的。

　　我还记得一九九一年的一天，他蹬着自行车来看我，临走前对我说，王斌，我们三个好朋友一定要做一个牛逼的人，你当一个牛逼的评论家，我要当一个牛逼的演员，刘恒要当一个牛逼的作家，我当时只是当一个笑话听，也没当真，现在刘恒成了一牛逼的编剧，保田不用说已然是一个牛逼的演员了;而我呢，仍在努力中，我承认，我一向不如他们俩人刻苦。

　　我相信保田将演艺生涯之外的全部心血扑在的绘画、雕刻上的努力，将会不负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