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居家写作，很少有周末这一概念了，而且现在时间快得让我猝不及防，自觉是周三，可朋友会突然在电话中告我今天是周末。

   昨天便是周末了，而我真的以为还在周三呢！我不知道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为什么成天稀里糊涂，以致时光倒错？这事已然发生多次了，是我的大脑出问题了？还是我在潜意识里恐惧那时间的匆匆流逝？

   不知道。

   一位十几年前我在《中国社会报》的同事来电话约我，我蓦然间想起了过往的时光，我一连问了当年那些同事兼朋友，她们都在干嘛？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发现自己在强烈的怀念过去，怀念我的这些久日未见的朋友。同事告我，好吧，由我来约大家吧，既然你想见。

    我开始隐隐的激动。

   《中国社会报》是我在体制内呆过的最后一站，从那以后，我辞别了工作开始了我的流浪生涯，如果我没有记错，那应当是1992年。此前，因为89年的那次“壮怀激烈”，我离开了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正好合同也到期了。为了解决户口，又去了人事部的人事出版社，结果因为经常带着出版社的一票年轻人“无事生非”，让领导头痛，自动告辞去了社会报，结果在那我仍劣性不改，又惹的“上面”视我为异物，转了这一大圈，我的户口仍未有下落，绝望之下，我只能奔着“自由人”去了。那时的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实即使供职于体制，工资也就是120元一月，因为是聘用人员，何况我又是冲着户口去的，本来就动机可疑，被解职也就顺理成章了。

   报社的女编辑居多，大多与我年龄相仿，由于我的个性，我的倔强以及在她们看来的才华，让这些朋友对我照顾有加，她们对我的宽容让感念在心。我是一个动手能力极差的人，而且在某些区域绝对蠢笨，比如划版式，怎么学都学不会，拿手的只是约稿，和自己写上一些拙劣的文字，但她们欣赏我，经常帮我掩饰掉种种领导眼中的“劣迹”。在她们看来，我就像一个不守规矩的孩子，她们喜欢说：唉，你呀，你这种个性！”因为我屡教不改。

   每到中午，她们还会把从家里拎来的好吃的饭菜夹到我的碗里----那时我们大家都没有钱，我们不可能下馆子痛快地撮一顿。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真的太久没有她们的音讯了，那是一个连BB机都没有的时代，而如今，人人都配备了手机，我要说的意思是，我没有了她们的联络方式。这是借口吗？这怪我，我本来应当时时想着与她们联系着的----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是一个会主动联系别人的人。

   同事很快就告我，把我列出的名单的朋友都联络到了（除了极个别，已在国外定居），约我今天去他的高尔夫球场聚会，我高兴地答应了，突然想起周六即二十三号，上星期台湾的蔡先生就约了我今天见一位香港赶来的演员朋友。真是不巧，我告他改周日吧，他说好。

   坐在电脑前，我先写下一天的“功课”---我的小说，可是思绪一直在别处飞扬，我怀念那个消逝的岁月，那种纯真的友情及友谊。她们变了吗？模样一定已不再当年，我担心的变指着是心态，及人的精神状态。

   九十年代是我的精神极“颓”年代，我一下子陷入了“价值的混乱”，我指的是观念，自“89年”之后，我心灰意冷，多少有些自暴自弃，不再看书，不再认真的思考问题，甚至放弃了写作。我开始怀疑所有既定的价值，尼采的“价值重估”到我这有了新的诠释，我还以为我内心始终在燃烧的理想之火就此熄灭了呢。

   后来糊里糊涂的走上了电影之路，后来我渐行渐远地“告别”了我的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和同事。是我在忘却我的过去吗？

   前几天，一位年轻的朋友用她的坚定启示了我，我必须重新找回真实的我，不再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