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上映未久，便专门去影院观赏，李安拍《色戒》时先声夺人，其中消息虽然屡被封锁，但偶尔也能透露一二，我向来对八卦无什兴趣，倒是《色戒》当如何入画让我好奇。

张爱玲的晚期作品《色戒》可谓独树一帜，在她系列作品中傲然兀立，冷静矜持是它的风格，无意中也泄露出渐入晚境的张爱玲的洒脱，不再阴冷和漪滟，却多了自持，情节线条亦不再枝蔓横逸，而是步步凝沉，一如对世事人心幽暗的探寻，所以它是神秘的，亦有了份沉重和叹息。

李安将如何拍呢？我一直心中暗问。

上映前渲染得沸沸扬扬的“床戏”并非是我的兴趣所在，更何况亦知国内版无庸置疑的将为“洁版”，我想弄清楚的是这样一类题材，这样一位奇女子的“经历”，将如何通过影像而得到合理演绎？

电影院里人满为患，似乎更多的是奔“色”而来，“色‘作为一面高高飘扬的商业大旗果然鼓舞人心。

看下来一无感觉，这让我自己都深感惊愕，我奇怪为什么竟会如此这般，此前，从各方的消息传来均为“杰作”呀。而且众家谈论的劲头仿佛为百年难遇的一天才之作，我纳闷了。

我有个习惯，看电影前先将自己彻底放松，只当是一好哄的稚气未脱的孩童，这样容易进入“状况”，可如果始终未能进入，大脑自始至终处在麻木状态，我会在事后理性的梳理其原因何在。我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我只在乎自己探究出的来龙去脉。

前面谈及原著时有一句话未曾道及，因为我工作与电影结缘，偶尔也会在小说上描上几句，故而多少知道电影与小说间的差异。我深知在《色戒》中，王佳芝所负使命以及原著为其事先设定的结局，其中的情节乃至人物心理，与这一结局尽乎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位怀有爱国热情的“业余特工”，最后竟成了敌人的“恩人”，最后一刻，主动放了易先生的一条逃生之路，结果反被易所杀。

电影和小说在创作的读解上有一种奇怪的区别，小说在情节不合理或进行不下去时，可以用叙述语言瞒天过海，读者一般不会太在意或者追究，所以小说可以东拉西扯，漫无边际，这可能缘于人们对小说阅读的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它是虚构的，因此也就无须过于认真，况且小说语言亦对所描述的人与物是有掩护作用的，它不会使“瑕疵”过份暴露，反而会居于高处向读者发出暗自的窃笑，因为它借助语言，成功的逃脱了“逻辑”。

电影则不然，它的原理便来自于所谓的“物质的还原”，它在映射出人与物时就有了一个鲜明的现实真实感的印证，它被放大了，所有的细节纤毫毕现，而且是可视性的放大，这是无法逃遁的“劫难”，它无法真正逃离真实性的“物质本源”的逻辑法则，没有了语言的闪烁其词的掩护，它与真实性的生活逻辑一览无遗了。一旦逻辑链条出现断裂，敏感的观众便会迅速“出戏”，并开始实施对其必要的质疑。

那么，《色戒》的逻辑断裂又在何处呢，这是我要对其进行追问的，因为我要搞清我始终不在“状态”的原因所在？

我没有马上诉诸文字，原因有二，一是影片刚上映，无论如何李安是认真的，《色戒》亦不可谓不是一部上好的电影,虽然各种关于《色戒》的言说已甚器尘上，我不愿凑此热闹；二是看的是洁版，对于一个删节版而言，在意义缺席的前提下就评头论足似不够合适，于是我选择沉默。直到此时，我想一切都即将成为“历史”，喧嚣已过，任何发言都无损于它的尊严，惟有在这样一个时刻，是可以平心静气谈论《色戒》的好时机。

我要声明，截止迄今，我仍未能有幸看过足版，但好象并不妨碍我的评判，因为我很清楚那几个“色点”会出现在什么段落，我关心的是这几个“色点”承前启后的作用。

李安显然是在张爱玲小说的一句叙述之语中，找到了他所要表达的主题：“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可以说这句被张爱玲略带点反讽的话语，被李安高度的认真看待了，以便他在电影中所要实践的是，通过王、易之性，来“实证”以及启悟人们阴道与心的女性辩证法。尽管此说并非是唯一的真理，但它许落实在某类女子身上恐怕颇有些道理，但无须否认，这也多半缘自男性的一种梦想，或说期盼，以为一旦与阴道取得了点隐秘的联系，那么距离女人之心就不太遥远了。所以这类男人的遐想也被法国哲学家萨特的情人西蒙-波娃鄙夷地视为一种男权意识。孰是熟非暂且按下不表，在此只说电影中王佳芝心理的合理性。

    一如张爱玲所述，王佳芝的爱国热情启蒙于香港，在那里，抗日之声此起彼伏，对于一个涉世未深，又被父亲所“遗弃”的单纯的女学生而言，民族热情被唤醒，并投身于抗日的浪潮中是合情合理的，更何况战争的硝烟在彼岸（大陆）弥漫，她尚未真正的目睹惨烈和恐怖。一个人置身在安全的环境下，正义的热火是可以尽兴燃烧的，无所畏惧是因了危险于她过于遥远。

问题在于下一步，王佳芝接受了任务（我们可以视之为她还不知深浅），接下来任务的“惨酷性”便被显露出来了，为了“抗日”，她必须献身，而且是先与他人体验性。李安在此犯了一人小小的失误，他让这个“传、帮、带”的男人是一位“嫖娼”者，当然，李安的原意是想借机反讽一下他们行为的幼稚和荒诞，可他却忽略了对另一个主要人物的心理合理性的刻划----以王佳芝的单纯，这一以抗日的名义所进行的“正义试身”，它本身蕴含的神圣性是否已在心理上开始被扭曲？李安好像视而不见。

李安的逻辑是，她好不容易献身了，结果又被告知“敌人”撤离了香港，她付出了无谓的代价，为她以后再次“应命”做了一个有效的心理铺垫，因为她自感太窝囊了，她要为自己再赢回一局。可问题在于，双方的所处的格局是个什么样的情势呢？她将要面对的是一个老奸巨滑的汉奸，王佳芝再幼稚，也不至于感觉不到她身边的危险，因为事先毕竟已近身地接触过了，而一个根本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幼稚的小女子，她的第二次毫不犹豫的“应命”是否可能？更别说她能如电影中一般地将太太的身份演绎得游刃有余不露痕迹---能让人信服吗？何况那时她已身在上海，战争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残酷，而是近在眼前，不管她在现实中多么失意---父亲的抛弃和亲戚的冷漠，都无法抗拒恐惧迫在眉睫的威胁，她毅然决然地接受任务，心理逻辑合理吗？可在电影中，却有意地回避了这一切。

    往前追问，在她做出无意义的“献身”不久，那位无耻的小人以告密相要挟，被同胞们当着她的面一通暴碎致死，血淋淋的现实第一次裸露在一个单纯的王佳芝面前，尽管这是一个卑鄙小人，可也毕竟是一条生命，以她的年龄和经历，当她亲眼目睹了一个生命的消失，第一次目睹了死亡，那个关于抗日的浪漫的信念（我相信，那时的抗日在她的眼中，一如她演出的戏剧，只具有浪漫的色彩）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她没有犹豫和彷徨吗？我这里一再强调性格、年龄和心理，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一旦设定了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创作者就要遵循它的逻辑（性格与心理上的），否则就会出现逻辑“断裂”。

在这里，“断裂”是显而易见的。

李安清楚的知道，从一种仇恨转化为“心动”，这之间情节障碍将是巨大的，甚至不可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色戒》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双方从智力到谋略都过于悬殊，尚且又处在敌我对立，要通过阴道而完成“心动”，恐怕不是这个故事所能承担的）因为在心理上，王佳芝要完成这一被设定的任务谈何容易，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便是无稽之谈，它尽乎是一座高高在上的不可攀越的大山，翻过它又是《色戒》必须完成的使命，他别无选择，只有一条路了，一条张爱玲所提示的，经过阴道而曲折通往女人之“心”的路，这就有了被讨论得如火如荼的“色”。但奇怪的是，李安即然在“色”上无所不用其极，为什么每一次“淋漓尽致”后，不在两人关系的“微妙”上做足文章？没有，随后的文戏只是情节不得已而为之的联结，没有“色”后的意犹未尽，以及欲言又止，他可能觉得难以左右逢远，否则根本就是功力所致，无法找到适当的表现方式，（那些不厌其烦地予以展现的"麻将"，究竟对剧情和双人关系的进展有何作用？）毕竟是敌我双方，那种“缱绻”不适宜在此有效展开。可另一个问题又随之出现了----最后的“解救”就必然显得突兀，因为这里毕竟是剧情的终极目标，那么顺此前推，仅仅是因了“色”的缘故延续至此，这位单纯幼稚的王佳芝突然下意识的网开一面，置自己与同胞的生死于不顾？我想说，这是很可疑的，起码我不信。

 至于关于张爱玲的调侃之语，有关阴道与心的辩证之关系是否真实可信，颠不可破，那又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在此我不再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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