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的朋友李宏宇来访，他是代表《南方周末》来和我探讨中国式大片的得失。我敬重他，因为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纯正的知识分子的风骨，这在记者圈中是难得的。我们的友谊始于几年前关于《英雄》的采访，他将我的胡言乱语整理出来之后让我着实惊讶，他剔除了我言语中的旁枝杂叶，而将其中的要点清晰地展露了出来，为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此次亦然，一次漫不经心的闲聊，经他的妙笔梳理，登在了《南方周末》（十月十二日）上，竟然也成文章，让我自己看着都有了“陌生感”。他的敬业和认真让我尊敬。在此，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在录下这一采访时，不由自主地又将文章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并做了补充，在此予以说明。

《英雄》是张艺谋有意识地将故事的坚实度相对降低，而形式表现相对提升，原因是他个人想由此寻找电影的形式突破----为什么一定要走好莱坞的大片模式？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线性叙述，所谓的符合普通观众习惯的叙述方式。

《英雄》在叙事结构上借鉴了黑泽明的《罗生门》，其实是把艺术片的骨架套上商业大片的包装。这是很危险的，但事实证明票房是成功的。

《十面埋伏》在某些单个元素上比如牡丹坊的舞蹈、打斗、追杀，会成为影像上的经典，叙事上确实有缺陷。

到《黄金甲》，是在叙事和形式上寻找新的平衡，因为前两部电影国内观众对故事不满意。前两部是没有原著，白手起家，凭空建造大厦，信马由缰；《黄金甲》则有了坚实的基础---经典原著《雷雨》，故事首先就有了。在剧本上艺谋下了很大的功夫，台词追求简洁，人物力求清晰，情节上尽量紧凑----绝大多数观众去到影院看电影是为了享受，而不是去动脑子，别让人们太费劲思考。因此影像上不炫技（尽管这是他最为拿手的），不玩耍华而不实的电影语言，坚定地跟着故事走，跟着人物的命运走，按照观众最能接受的路子来构造电影。

《无极》，我个人认为凯歌是没想清楚，光有一个好的形而上。凯歌电影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追求理性意义上的形而上。要知道艺术创作要表达的形而上，和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而上；理性上的，是靠理论逻辑推演出来的形而上；创作中的，是通过感性逻辑传达完成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而凯歌好象下意识地选择了前者，而这不是感性逻辑能够抵达到的。因此，他的很多“逻辑”似乎来自于书本，而非生活，是不适合在感性创作中完成的一种方式。

《夜宴》我挺喜欢，让我没想到。冯小刚过去的电影在我看来基本上是电视剧的方式，零碎桥段的组合，拍摄方法上的正打反打，少的恰恰是电影语言的手段和运用。《夜宴》则不然，呈现出电影手段上的大幅度调动，对电影感有了精致的追求，唯美风格的展示和相对娴熟的电影语言表现，这都是在他过去的电影中没有见到的。

当然也有它的问题：恰恰来自于“野心”和自我陶醉。一是台词，编剧的语言感觉甚好，可是问题就在于因好而自我陶醉了，汪洋恣肆的挥洒，收不住，缺少了克制和内敛，就像李白喝多了酒而醉入“语”丛，纵横东西……那些笑场的地方我没有笑，但我知道出了点问题，语词挥霍过度，古语和白话的转换也未能巧饰润泽。二是叙事，坦率地说几个人物的关系和心态没有梳理清楚，比如婉后在片尾中大段的关于欲望的独白，与之前的她的行为逻辑是矛盾的。最致命的是皇的自杀，那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人，有此行为是完全没有心理根据的。再有“伦勃朗”式的光效处理，若隐若显固然营造出了照度上的艺术氛围（我很欣赏），但在商业片中这却是大忌---普通观众是需要明亮的。

这部电影不是悲剧，不能说人物死光光了就成了悲剧：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这部电影的结局，毁灭的不是有价值的东西---《哈姆雷特》之所以可称之为经典悲剧，就在于，王子是有崇高的人性价值的，他的毁灭，将唤起我们对崇高人性的珍惜和尊崇；而《夜宴》却将叙事焦点转移到了婉后身上，而且还和王子成了潜在的“情人”，价值方位被彻底改变，毁灭就成了必要，而不是令人扼腕叹息，以至对崇高的人性价值高山仰止。

《夜宴》没有崇高，没有悲剧性的震撼；但我承认《夜宴》的气质是忧郁的，这个忧郁让我很舒服。

中国式大片集体远离现实，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国外的商业片市场不需要中国当代生活的题材，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的城市生活是没有个性的，一切都是舶来的，或者说是在模仿欧美，所以人家没必要看你的城市生活，因为城市文化他们是“先驱者”。二是西方渴望了解的中国，首先是对中国古老的历史感兴趣，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对他们是一种神秘的诱惑，这是我们独有的，并且辉煌。三是只有在大片中才能展示宏大场面，进行宏大叙事，表现灿烂抑或黑暗的人性。

西方高票房的电影近乎都是大片，类型有黑帮、警匪、科幻、神话或历史，中国大片恐怕还要照着历史片的路子走下去。首先只有古老的中国是独属于我们的传统及文化，其次是因为现实中我们存在着诸多的题材限制，西方其它的另几种类型我们拍不了。而我们也只能依靠中国式的强势大片，闯入西方的电影市场。这并非无益，用大片作为我们中国的符号，和我们自己的“语言”在西方打下烙印，我以为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制造动静，以便在海外市场回荡出我们的声音----中国电影。

商业电影的属性就是投其所好，这个“其”就是受众。商业电影始终是根据市场的预期来确定投资规模；只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对中国电影乃至中国产生兴趣，才会有余地来关注中国当代题材。所以中国大片在海外的商业市场，还承当着“开拓者”的角色。

中国大片到迄今，在情感导向上尚无作为。普通的大众需要在中国式的大片中看到温暖，看到人性的光辉，看到热血和情怀。现在我们还没做到。

仁义礼智信---我们传统思想中的“春秋大义”，亦是中国式大片中的应有之义，而在历史故事中它俯拾皆是。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古老传统，是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价值观。物欲的时代我们需要呼唤古老的精神。古圣先贤的思想及品格在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它们的“缺席”是时代的悲哀。

能让我们为之激动的大片是有情怀的，它将续接着远古的声音和历史的回响，重铸我们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