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中一直在说着八十年代初的香港电影，他如数家珍般地历数着电影的片名，我和启瑞、婉婷瞪大了眼睛听着，一时无话，冠中的“滔滔”的确令我耳目一新。

冠中说，他在为香港一家报纸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他以为，1981年是香港电影风起云涌的最重要的一年，几乎香港电影票房的狂飙突进都在那一年已显端倪。

冠中说到了“午夜场”。这个“名词”对我而言挺新鲜，只好不耻下问，启瑞在一旁抿嘴一乐，显然他是知道何谓“午夜场”的。

冠中这才想起我非港人，并未经历过他在反复道及的“午夜场”。他说，“午夜场”对于一部电影的市场检验十分重要，一般，一部刚刚制作完成，并将投放市场的电影，会在上画的一周前举办一个“午夜场”，作为观众欢迎程度的测试。说到这，冠中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诡秘的笑容。最初来看“午夜场”的都是香港黑社会，冠中说，一部电影的好坏就是由他们来测定的，因为他们基本可以代表香港普通市民的口味，看到精彩时会振臂高呼，掌声雷动，不好时，就一怒之下砸椅子，甩东西，甚而大叫：导演是谁？给我站出来。

冠中说，那时他作为电影的制作人，经常和导演共同出席“午夜场”，说到这，他又神秘的笑了，他说他亲眼看到有的导演看了一半就汗颜不已地先颠了，还有的，看着看着就出溜到椅子下面去了，以至看完电影，他四顾之下找不见人，底头再看，才知那位可怜的导演正在地下呆着呢。

我们今天的聚会，是因了罗启瑞和张婉婷二人的到来，自好几个月前，他俩共同完成了音乐剧“电影之歌”后，就消失了，后来从香港给我打过电话，我才知他们又回到了香港，他们都是香港的电影导演。现在正分别准备再拍新片。这次他们重返大陆，是为了他们的新居，离我很近，已到了交房的时候了。来餐厅前，曾问我买什么样的家俱？我说，要便宜点的，就宜家吧，启瑞说：也好，宜家的风格是简单的，与新宅的风格吻合。

所以刚坐下时，我就说他们又赚了，房子升值了，启瑞瞪大眼睛问，是吗？不是国家要宏观调控吗？能长价吗？我说他在香港都呆糊涂了，北京这一阵房价飞升，他那里可能已长了一倍的价，俩人听后大喜，尤其婉婷，笑起来一付天真的模样。他俩买房时我还帮着出了主意，因为冠中有一理论，要买房问王斌，京城东边的房产王斌最明白。

冠中接着说，他说他那时还持有从美国带回的理念，香港商业电影要走美国的路线，制作要精良一些，故事要曲折好看一些，要讲究点类型模式的,参照模式就是《教父》等美国电影。

结果“午夜场”改变了他。冠中说那些电影从他的角度看，大部分简直没法看，粗糙的之极，甚至低俗，可是观众喜欢，这让他知道了一部电影并不能仅以自己的口味来衡量，观众的喜好是第一位的。他说，渐渐的“午夜场”也变成所有电影人和观众抢先来看的场所了，如果观众对某些片段感觉不好（从他们在现场的起哄声中便可得知），导演当即回去就动剪子，以便几天后再上演时不至于遭受攻击。

冠中的话，倒让我反思起了中国电影，我们的商业电影似乎也应该有个“午夜场”，有个预知的观众反应，据此可以再进行一次必要的调整，同时，在这样的场合中，作为一位电影人，即便看的不是自己的电影，也可以根据观众的喜好让自己的心态与观众达成“共识”，这对未来的创作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话不无道理。

我承认，我对电影总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欲求，这种欲求，更多来自对所谓“品味”的判定，而不是基于大众化的需求，有时，我们的这种欲求可能会与大众的愿望格格不入。

中国电影进入商业模式才刚刚起步，香港电影曾走过的道路或许不无参考之处，被我们嗤之以鼻的东西未必就是“垃圾”，我们没有权力鄙视大众的“口味”，因为未来的电影市场正是由他们来维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