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做电影父亲及家人的记忆和我的命运之路

陈 凡

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家庭，父亲是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第二代具有影响力的著名摄影师陈晨。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具有历史成就的战地摄影师。战时即公开发行了由他拍摄的抗战记录片1-6集，其中包括《松沪保卫战》、《台儿庄大战》、《平型关大捷》以及中国唯一一部在当时公开发行的大型抗战史录片《华北是我们的》。父亲是国共两党不睦的牺牲品，虽然也殃及全家，但是父母咽下了所有负面的不能够告诉我们的事情，尽力用正面的生活态度影响了我们兄弟姊妹。我们兄妹受到很多父母的至交精心照顾。我的几十年的生涯都是故事，我的画和其它艺术作品，只是无心流落于今生今世上的一点点自信和期盼，收集起来竟也是多少悲欢离合，爱恨情愁的诉说，但是读起来也只是一瞬之间而已。我是一个执着而不易释怀的人,一次次生离死别，可以用掉将近几十年的时间来舔干伤口。

  人间的事物，你不依赖，不期待，即无恐惧与痛苦。我弄艺术，作为心的雕塑心的自我，作为艺术作品我把它们献给世间与我同样的有情众生，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够证得无我之心，坦荡荡成就空性自由，如果有涅槃。

         1935年父亲陈晨与导演沈浮在陕北拍摄故事片《老百姓万岁》。

摄影，曾组成我人生征途中的重要部份，但，摄影夲不应成为我求生和事业的目标，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我从小便跟摄影无缘，儿时在成都住家时，我曾把父亲珍藏的宝贝莱卡相机，偷偷的拿到户外，当着坦克车玩具，在沙堆上推动它玩耍。后来父亲只身一人北上进京为着找寻已断的关系回归电影界奔波去了，过了几年我与两个妹妹跟着母亲和外婆，从刚通火车不久的成渝铁路出发经重庆，搭江轮沿长江过三峡，到武汉去与在汉口等我们的父亲相聚。在武汉的家里，我又把父亲珍藏的汇集摄影配方的书，用小刀刻划成一条条，当作集邮册来用，我儿时这些无知的行为，至今仍记忆犹新。儿时的我当然是无知的，那时家境因为父亲成了生意人，家中生活是优裕的。因为兄妹多，还请了刘嫂、熙云几位保姆料理家务和管理我们。父亲当时自用的德国莱卡相机，尽菅我儿时蒙咚，但毕竟知道它是一台能拍照片的外国照相机。父亲已去世20多年了，我每每想到父亲传奇、坎坷的生涯，便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父亲虽然没有直接点化和指导过我如何去学照相摄影，但父亲他毕竟是我的第一个走上摄影之路的启蒙老师。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武汉有几年的少年生活，那时家境已不是很好了，父亲那台莱卡相机早已不存在了，但他还有一些摄影和有关电影的书籍，特别还保留着几册大夲的早期中国电影剧照（包括《火烧红莲寺》、《汪江女侠》等上海早期电影黑白剧照，这些极珍贵的照片，绝大多数毁于文革北京）图片，当时这让我很好奇却一点不知道父亲的生世，父亲不是去了北京幺？怎幺又退到武汉与我们困居在一起呢？我是已十多岁的聪明男孩儿了，这些问题我已能过脑子。后来，我们在武汉不断见有北京、上海电影界的叔叔阿姨，来看望我父母亲，我才逐渐的知道父亲曾是很有名的电影摄影师。父亲曾有着从事电影摄影的光辉历史，他在当时的抗战大后方四川做起烟草和机械加工生意，也是迫于当时中国民族影业的困顿、离散和无依靠，完全是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活路，成都解放后没有多久，父亲弃商思影，就孤身一人离开了我们，武汉的重逢使父亲又重新振作精神，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在生活困顿中写下了他生平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号角长呜》并再次北上进京，说是定要找回在电影业的组织关系。

父亲走后，我们跟母亲和外婆在武汉，跟父亲的长兄（大伯父）和三哥（三爹）同住在汉口解放大道球场街同庆里的一栋两层红瓦楼房里，房子虽有些陈旧，但是西洋木地板结构洋房，房间很宽敞，还有上好的家俬用具。据说这是父亲与他的兄长们做生意在武汉留下的物业。但陈家的家族史，当时年幼的我当然一无所知，但从—个12岁少年的眼中，陈家长辈们的家境都不算好，而且大伯父是个疯人，整天在楼梯底下“打醉拳”胡言乱举。三爹（我们小辈都这样称呼他）是个自食其力的菜农，天天要跟三妈在楼前的菜园子里劳作，并时常见到他，挑着担子把新鲜的时令蔬菜拿到街市上去贩卖。父亲再次去北京不久，母亲和俩个妹妹（大妹陈帼曾任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舞蹈演员、舞蹈家、美籍华人；小妹陈朴因病已故去、曾为儿童影星）与稍后到武汉的二哥陈渥（曾先后任安徽电影片厂、中国文华影业公司、新闻纪录片厂和珠影片厂电影摄影师，加拿大籍华人）会合，先期去了北京，把外婆和我暂留在了武汉，这时我己经知道父亲总算重返了电影界。一年后，我才与外婆来到了心盼巳久的北京，住进了新街口太平胡同3号（后改为新太平胡同11号）北影宿舍，并开始与还是小朋友的池小宁、陈凯歌、田壮壮、白羽、谢刚、吴京京等位从此一起熬度在这刻骨铭心的大院里，跟随自己的父母经历了中国独特政体在影视文化中血与火、灵与肉的浸染、鞭笞、搏斗和考验……，但北影大院出来的后辈（包括张杨、桑晨），几乎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父亲陈晨（又名伟杰），中国早期民族电影的先躯者之一，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中国民族电影最当红的四大电影摄影师中的一位，他先后曾在上海明星影业公司、联华影业公司和中国电影制片厂任电影摄影师，与张石川、李萍倩、蔡楚生、沈浮等位电影导演合作，拍摄了30余部国产故事片和纪录片。抗日战争时期，与导演沈浮拍摄了《老百姓万岁》和最着名的战时纪录片《平型关大捷》，至今仍珍存于中国电影资料馆国家片库。《中国电影发展史》全两册都对他都有真实记录，遗憾的是这套论述中国电影发展的史书，仍存在着编撰者无法克服的诸多致命局限和错误评判。

实际上我少年从武汉最终到北京以后的20多年中，重返电影界的父亲早巳失去他在上海从影鼎盛期的光辉，而被“内部”另类为不被信任的人，长期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恰恰我在这漫长的从少年到青年成长期中，电影、影像、戏剧、文学和绘画，对我产生了潜依默化的深刻影响和心灵陶冶，为此而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的价值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