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炮轰中国电影工业

主持人：陈帆又川

 被访人：李安（美籍华人资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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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语】“电影还没有规格化”，因而制作人与观众互不相干。我期望中国电影的工业化，形成一个生产有序的产业；观赏民众化，让观众真正获得最大化的银幕观影权

    与李安的认识，当然是从他的电影开始的。1996年3月15日我曾写过一首关于“李安印记”的诗，题目是《融合》。

    到今天已过去整整10年。这10年，正是李安和他的电影走向辉煌的10年。当时之所以被李安感动，是因为我感应中的李安，就如同他的电影那样，充满着人类朴素的价值观和深厚的人伦精神。另一个原因则因为李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说来也怪，李安是什么人？在10年前，我看过他的影片后并不觉得有多重要，却仅仅是因为自己观影所触，觉得李安的电影，才是中国人所关爱的电影，他的睿智在于他对人性良知的真实体味，他正是用电影把个人对人生的感悟，表现在了他的故事中。

    10年后的今天，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第九个年头，我在富丽堂皇的影坛盛会上，匆匆见到的李安，却是一位如此儒雅的中年男士，但他已成为享誉国际的著名大导演了。

    面对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李安多次表达了他对中国民族电影的期望和忧心。

    李安谈到了向世界电影的学习和借鉴；谈到了国内的电影业“还没有一种游戏规则”；谈到了“存在外片强力压迫”的现实；谈到了涉及盗版横行、题材开发不利、观影习惯的更新以及电影与电视竞争等诸多问题。他说“大家都在摸索”，发行放映“还没上轨道”，他希望“大家还要谋策”跟进。

    又说到“电影还没有规格化”，因而制作人与观众互不相干。他期望中国电影的工业化，形成一个生产有序的产业；观赏民众化，让观众真正获得最大化的银幕观影权。如果从我们国内业界角度来看，凭心而论这些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实。

    中国内地影视坊间的职场敬业意识，早已嗒然若失。几乎将近三代的电影人束手无奈。

    面对中国民族电影如此固守不前的落后状态，其实，支招的有心人早有说词，说了有没有人听？什么人在听？主管电影的官员们听到了吗？即便是听到了，他们有勇气和魄力支持变革吗？再有，不单单是作为上边管理电影的总局、省市厅局官员，业界本身呢？

    早在2003年北京搞了一个“中国电影导演恳谈会”，会上导演黄建新就说：“我们很多导演拍戏，目的即过程，只要拍了就行，不管其他，拍片变成了一种自我满足，这样的方法玩票可以，但作为职业导演是不行的。因为它违背了主流电影的产业原则”。资深电影学者、影评人邵牧君也有话要说：“我反对用电视来吞并电影，如果将来都把电影变成了电视节目，电影就完了！还要那么多电影院线干什么？现在的什么院线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这叫什么院线制？现在搞得国内整个发行和放映系统运作一片混乱，这种产业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变化和发展。”

    他进而说：“中国电影的品牌坏掉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总括起来说，一个是品牌坏掉了，另一个是电影的法制环境太差了。依法治电影是对的，我说的法制环境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法制环境，你如果把我的电影剪了，我可以告你，这才叫法制，这才叫依法治电影，如果把加重管制那一套变成法律，这不叫依法治电影，这样治电影，是越治越糟。”

颇具实力和开拓精神的民营电影发行放映人赵国庆（可惜积劳成病逝世）曾呼吁说：“现在的电影数据馆，已经变成了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它应该是我们国家的图书馆，是非营利性的，应该对大众开放，要举办多种形式，有关国内外电影的推广、宣传、交流和学术活动，那绝对不是说，为数据而数据把它封存起来。这就像办院线办影城是一样的道理，门坎要低要给大家看，你没有观众，还不死掉了吗”？

这些电影人的呼吁，目的是希望中国电影能有序化发展。

吕克·贝松、东安尼·明格拉等电影大牌对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造访，凸显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影响在日益扩大。如果在前几届，这些大牌一定是媒体追踪的焦点，这届却因为华人著名电影导演李安的出现，让他们有些黯然失色。    在此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李安一天就参加了4个活动，除了电影节论坛上与冯小刚一起探讨“好菜坞与中国电影的关录”，还驱车10多公里跟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的学生回忆了自已的6年“待业期”。晚上8点钟他又回到电影节，与中国内地导演分析观众的欣赏习惯。这期间，李安导演还抽出时间接受了陈帆的专访。

中国电影还没有成型

陈帆又川：在你的电影中，随时能感觉到中国文化对你的影响，相反内地电影人却不太愿意展现中国人的生活夲质，所以总难以打动观众，你觉得这些电影创作者该如何走出这一困境？

李安：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世界电影的来龙去脉要弄清楚，知道观众对电影的期望是什么？尤其是拍类型片，它拍摄的一些诀窍，我们要先了解。然后在观众与拍电影的人中间，制造共融共鸣。

陈帆又川：那么用一句话评价目前中国电影的现状是什么？

李安：目前中国的电影可以说是在筚路蓝缕的阶段，才刚刚开始。

陈帆又川：你估计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多长时间？有什么好的办法？

李安：没办法估计。有很多的因素，它有外片强大的压力，然后有政策方面的问题，题材开发的问题，观众观赏习惯的问题，跟电视竞争的问题等。这不是我能说得出一个所以然的。不过，我觉得它还是在往一个正确的方向改进。

陈帆又川：除了以上的原因，很多内地电影人都不满意现阶段的放映方式，你对当前中国电影的发行状况有什么看法？

李安：还没有上轨道，大家还要谋策。因为我不是发行商，所以我很难回答你的具体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发行？怎么样宣传？怎么样收账？还有政府的政策，都还在摸索阶段。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不要给张艺谋太大压力

陈帆又川：那么你对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目前的发展趋势，像张艺谋、陈凯歌他们所进行的大片拍摄，有什么看法？

李安：我觉得都是发展的一部分，我感到他们的负担非常的重。这是因为我们的电影还没有规格化，所以观众对他们的要求，又要商业又要艺术，又希望他们的片子在国外得奖，又希望在商业上有一个亮点，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整个的舆论、市场、网民、观众，都指责他们，我觉得给他们的压力太大。

陈帆又川：你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李安：大家还没有一种游戏规则。倒是过去他们刚出来的时候，还拍小的文艺片的时候，跟他们的生活联系得非常紧密。他们的艺术感，对人性的捕捉，戏剧性的掌握，都是比较能打动人的。那是比较纯真的年代，观众也没有太多的期望，大家棉是很单纯的。现在，他们必须要在电影工业上面发展，他们也要扛负这样的责任。在国外的导演不需要扛两方面的责任，那他们受到的压力就不是很大。因为，导演不能自已做片子，你要有摄影、有编剧、有制片，每个层次都要人帮忙，他才能完成片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就是这个意思。

陈帆又川：也就是说，做中国导演很难？

李安：压力大！然后受到的帮助又少，所以很难评论他们的作品。我觉得大家都在尽最大努力。观众应该对他们的评价客观些，大家可以一起研讨发展，应该多鼓励他们一些。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他们的要求太过苛刻，这对电影创作是不公平的。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敬佩他们的才华、他们的勇气还有他们的付出。可是，他们有时候的付出，得到的并不全都是正面的回报。我能理解他们，因为我自已也是拍片子的，我知道他们的困难。

第六代难以扛起大任

陈帆又川：对中国第六代电影人，像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王超他们这一批导演，你怎么看？

李安：他们比较喜欢走影展路线！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一个电影工业，所以不光是个人的风格。是要整个电影产业跟民众需求能够结合，就是要有一个市场。然后，它才有很多的电影类型，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才能形成一个产业。这才是现在最迫切的需要，而第六代，却没有扛起这个重任。

陈帆又川：你认为中国这种电影工业的模式基本成型了吗？如果成型，它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完善？

李安：当然，它每天都在进步。可是，你要跟美国比的话，还有一段距离。全世界都被美国电影席卷了嘛！你怎么跟他抗争？这还有很长的路。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中国电影界近年一直在追随西方市场和电影语言，但是最大的电影市场恰恰在中国本地。过去中国没有商业电影，如今要向美国那样做商业电影，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得到的。我们夲钱是有，但还需要努力，还需要耐心，只能慢慢来。还有我们要从自已文化的根里，从自已的电影语言里找到与观众相通的东上西。

陈帆又川：你认为电影作为产业，一定要与民众结合吗？

李安：电影反映社会，人人都有责任，不可以把责住全部落在几个导演或者电影工业家身上，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共通文化”，需要民众公认的电影语言，让它慢慢成为约定俗定的东西，我们才会有自已的游戏规则，才会走向正轨。我感觉，要完善中国的电影工业，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家要有耐心。

电影是我与别人沟通的方式

陈帆又川：据说拍电影是你的生活方式，现在你还对电影这样痴迷吗？并且你一直想拍出好看的电影？

李安：是的，我一直想拍好电影！这是我学习人生的一大方式，与别人进行沟通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要一直拍下去，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很幸运有这个机会。

  陈帆又川：如果你回到中国片子，你希望拍什么题材的片子？

李安：除了来上海拍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如果有机会在中国内地还会拍别的电影。

2006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