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DV

——陈帆与朱羽君教授的对话（3）

陈：很想听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基夲动态？

朱：传播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朝这一目标的里程碑，电视的发明，使这一愿望的实现初现曙光，打开电视，人们可以了望世界，一有大事发生，全世界的人可以有目共睹，可以为同一事件作出共时反应，但初期的模拟电视要求庞杂的技术设备和传播系统，影像的获取和传送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使它与政治经济的权利紧密连在一起，影像的话语权高高在上，民众可望而不可及，人类用影像交流的愿望并未真正实现。是数字技术使影像传播来了一次革命，数字技术使影像无所不在，使影像传播简便易行，并正目益便宜和普及，影像传播开始从权力阶层走向平民百姓，于是纪录自已的生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话语，使成为民众最初的冲动，而且，首先迎接影像话语权走向民众历程的，往往是新锐的年青的知识阶层，尤其是一些受过影像语言教育的青年学生，他们原本就有对主流影像话语的逆反心理，有着强烈地要用影像语言自由表达的愿望，因此他们一旦拿起了DV，使极力地张扬自已的个性，渲泄自我的情感，甚至有些偏激也在所不顾，纵观我国这些年来的DV影片，便有这一特点，非常个性化，视角独特，手法另辟蹊径，，不拘一格，自由狂放，简直有点魏晋风度，有的拿着DV四处闯荡，拦住路人，走进市集，串入胡同，敲开人家的门，甚至将人拦在公共厕所里，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北京的风大吗”，有的花一年半年时间盯着一群市井老头，看他们晒太阳，听他们聊天，跟随他们因拆迁而改换场地，感受他们因不断减少伙伴而产生的伤感；有的在自己流浪的陋室里，支上三角架，独自对着DV倾诉自已的孤独、苦闷和焦虑，有的对准地铁里的流浪歌手和社会的弱势群体，尽情地展示他们的孤苦和无助。还有的倾尽家财买DV，买编辑机，自写剧本，自当导演，组织乡亲拍电视剧，不为播出，也不为挣钱，只为过把电视瘛；还有的用来拍实验电影，低成本操作，随心所欲，只为展示自的独特。DV发展初期的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DV与生俱来地具有民间的、个人化的特点，一开始在这方面的惰感渲泄和个性张扬，是宣告一种自由、独立、解放的感觉，情感多于理性。

陈：您的体认也让我联想到很多这方面的情况，DV作为一种平民话语权在掌握上最贴近现实的影像表述传播方式，它仅仅是一般随意的表达吗？

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影像文化的深入思考，初期的冲动会冷静下来，思考如何使影像语言健康地发展。大众化、生活化、个性化无疑是DV的独特优势，但是个性化浪涛带来的偏执，渲泄中发出的梦呓，角落展示中不经意的精神污染，一味前卫、新锐而产生的对大众接受心理的阻隔，都是应该正枧和避免的。现在有人提出要对DV进行规范是很自然的，不过，我认为这种规范只能是宏观上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规范，比如杜会责任感，杜会公德，个人的品格等，这些人际交流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内涵，同样规范着DV语言的发展，使影像语言健康、纯洁。至于它的大众化、生活化、个性化，它对生活的贴近，它的亲和力，它的独创性，都是它的独特的优势，正是这些特点给主流的影像话语带来新的活力，仍然应该张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DV的个牲化、独创性也不是凭空再造，它仍然离不开己有的影视文化积淀，人类影像语言的发展，主流传播渠道功不可没，它培养了观众，约定俗成了许多视听语言语法，DV影像语言的发展必然与之交融，事实上DV与主流媒体话语巳由逆反走向交融，主流媒体的有识之士也很早就对DV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给予一定的空间。记得大约是1997还是1998年，北京电视台的《京华长廊》栏目就开办了一档《百姓家园》栏目，他们将DV摄像机借给一些京城百姓，让他们自己来拍身边的生活，讲自已的故事，结果第一批上来的作品就令人耳目一新，他们在生活中取材的亲切自然，不拘一格，给主流影像话语带来清新的气息。一位19岁的小学教师拍《大伯的小铺》，不仅能深入到被摄者生活的细微之处，如清晨起来开铺门，洗脸涮牙，午间打盹，和顾客唠家常，而且还创造了一种边拍摄，边解说，边交淡，边讲故事的方式，使拍摄过程成为一个自然完整的生话流程；还有一位妇女拍自已与养女的亲情，深夜工作回来，开着机器进门，还忍不住掀开养女的被窝和她亲切地交谈几句，养女睡意蒙胧地告诉他，作业己做好，饭热在锅里，这些场景都是专业记者很难拍到的，节目还采取开放的结构，将这些作者请到演播室一边播放他们拍摄的片断，一边主持人与他们交谈拍摄的意图和体会，节目做得别开生面。这些年来许多电视台都开辟有专门播放DV作品的栏目，像中央电视台的《我看见》、北京电视台的《晨间看点》，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新生代》，安徽电视台的《观众与屏幕》，凤凰电视台的《DV新世代》等，都为DV作品开辟了交流渠道。有的还定期组织评比，搞DV大赛，说明DV已作为一支生力军参与了影像文化的进程。

陈：您的分析很有见地，您对当下的DV影像活动有何期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