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中，“世界”的一个根本规定就是世俗：它是不同于彼岸的此岸，是相对于“天国”的尘世。“世界性”意义上的公共性也不同于基督教的那种“人类之爱”或“博爱”。阿伦特认为，基督教的人类之爱虽有普遍/普世性，却是非世界/非世俗的（worldlessness）。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认为，教会组织一方面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建立的，教堂也是一个众人聚集的地方。因此，它似乎具有第一个意义上的公共性，即可见性。但人们聚集在教堂谈论的却是另一个彼岸“世界”，它不但没有第二个意义上的公共性，即世界性或世俗性，相反，它的根本特征就是否定世界性/世俗性：“早期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人们中间寻求一个牢固得足以取代世界的纽带”。[1]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的兴盛是公共世界衰败的一个征兆。基督教所联系起来的是一批“本质上无世界的人。”[2]基督教的“共同体”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私人（家庭）性质：“基督教社团的非政治、非公共性质最初就体现在它应当形成一个‘肉体’（corpus）、一个‘肌体’，其成员都应当像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那样彼此联系的要求中。这种共同体生活的结构模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知道家庭成员关系是非政治、甚至是反政治的关系。”[3]

但是，在中世纪，出现了把“公共领域”等同于“宗教领域”，“世俗领域”等同于“私人领域”的现象，它没有像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那样严格遵守两个领域的界限，而是把世俗领域完全私人化了，从而实质上使得公共领域彻底消失，因为公共领域本来就是、也只能是世俗世界的公共领域。

无世界性或对于这个世界的逃遁，是宗教的基本特点，它是建立在末世悲观主义上的，它认为“世界不会持久地存在下去”，也不值得珍视。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认为这种情况虽然典型地发生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此时人们的“尘世不死”观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它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时代。”[4]这个话初一看似乎很难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极度地迷恋世俗生活么？它怎么会有“末世悲观主义”存在的土壤？据我的理解，解开这个迷惑的前提是要理解：“末世论”所导致的不一定就是宗教禁欲主义，也可能是世俗享乐主义（我们今天的消费时代流行的就是这种世界观），两者在对世俗世界的基本看法上是一致的。世俗享乐主义同样持有深刻的悲观主义：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俗世界是短暂的、虚无的（这点和宗教相同），而来世的永恒又是虚妄的（这点和宗教不同），那么，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纵欲，即在短暂的尘世把这短暂的生命尽情挥霍、享受，甚至高质量地在短暂时间内耗尽！所以，阿伦特才说：“基督教对世俗事物的戒绝肯定不是我们能够从这个信念（末世悲观主义——译者）得出的唯一结论，相反，它完全可能加强对于世俗事物的享受和消费”。[5]世俗享乐主义建立在双重否定基础上：不但否定尘世的永恒，而且不相信尘世之外有什么天国。因此，一方面，不必珍惜尘世，不必去管这个世界的明天，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出世的情怀，它对所谓的“来世”同样抱持激进的怀疑、不相信态度，因此它的唯一选择就是为了此时此刻的享乐而不惜糟蹋和摧毁世界，包括自己的身体（享乐主义者的身体观是非常奇怪的：它因极度看重身体、甚至以身体为世界上的唯一实在、唯一价值，而通过极端享乐、追求身体感官的极度快乐，即纵欲的方式，糟蹋自己的身体）。享乐主义是最最可怕的一种“价值”选择和生活方式，是虚无主义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