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强力、武力、暴力、权威诸概念的区分
(2012-07-17 10: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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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在重新阅读阿伦特《论暴力》的过程中,发现其对权力、强力、武力、暴力、权威诸概念的区分极具启发意义,特别是她对权威的分析,对当下中国民间流行的段子和大话现象,启示很大]
阿伦特认为,我们的政治哲学对于“权力”、“强力”、“武力”、“暴力”、“权威”等术语常常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些术语的区别不重要,原因是他们把政治的根本问题错误理解为统治问题。由于这样的理解,人们认为权力(power)、强力(strength)、武力(force)、暴力(violence)、权威(authority)等词汇,不过是指称统治的不同手段而已,没有根本区别。对此,阿伦特尖锐地指出:“只有当我们不再将公共事务化简为统治的事务,人类事务领域的原始素材(original data)才会以其不容置疑的多样性出现,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出现。”[1]
阿伦特对于这些概念做了如下分辨:
权力(power):“权力对应于人类的不仅是行动的能力而且是一致行动的能力。权力永远不会成为某一个个人的性质,它属于一个群体(group)。且只有在这个群体聚合在一起的情形下才维持其存在。当我们说某个人‘拥有权力’时,我们实际上是说他被一定数目的人授予以他们的名义行动的权力。权力最初来源的群体(人民)一旦消失,权力就会跟着消失。”[2]这就是说,权力是人类在公共事务领域协调一致地作出行动的能力,权力永远来自群体和复数的人,不但暴不能产生权力,而且单独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拥有权力(可以拥有暴力、强力、体力等)。只有在群体聚合在一起、通过平等自由的商谈协调一致地行动的时候才能出现权力。当然,群体并出于自愿授权可以授权某个人或者机构,这时候权力的性质没有改变,即人民授权。
这个观点后来被哈贝马斯发展为“交往权力(communicative power)”概念,[3]它的最突出特点是:权力和暴力绝对无关,权力只能是存在于平等对话与沟通的基础上。由于政治就是对话与沟通,因此不是建立在权力而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治,不是真正的政治,毋宁说它是政治败坏和政治无能的表现,是前政治现象。(详下)
强力(strength):“强力惟一地只指称某些单数的东西,指称一个单个的实体;它是埋藏在一个事物或一个人之中的一种性质,属于该事物或该人本身(指其不可转让性,引注),强力可能在与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的关系中证明这种性质(比如通过和他人的身体搏斗表明自己的强力,引注),但本质上是独立于这些关系的(即不和他人搏斗的时候强力依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即使是最强大的个人的强力,也总是有可能被许多人所压倒,这许多人常常结合起来,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强力,而原因恰恰是因为强力的特别的独立性。”[4] 可见,强力只指某种单数的东西,即一个人或事物的性质,独立于群体且不能转移给他人。从阿伦特的上述界定看,所谓强力似乎就是被一个人的身体独占的体力。
武力(force):特指自然力或者社会运动释放的能量。暴风雨、台风是典型的自然力,群众性的运动导致的那种从众力量,则是典型的社会环境力,这是一种被情不自禁地裹挟着走的、带有力量,带有盲目性和强迫性。从阿伦特的解释看,把这个词翻译为“力量”似乎更好。
权威(authority):“权威的标志是被要求服从者的不加质疑的承认;无论是强迫还是说服都是不需要的。”[5]我以为这是对权威的最简明、精要、深刻的界定,仅仅两句话就把权威的特点全部概括了。权威之所以是权威,就在于它既不需要说服(权力才需要说服),也不需要强制(强制即暴力,强制服从就不再是“不加质疑的承认”了)。使用强力或暴力(比如父母打儿子)或者理性说服(父子辩论)都会导致权威的丧失,前者表明施暴者没有权威所以才诉诸暴力,后者表明权威虽然不是以暴力和强制为基础,但其基础仍然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可讨论、拒绝讨论或经不起讨论的等级关系、不平等关系。被不加质疑地奉行和遵守的传统、禁忌、习俗,就是最典型的权威,它们既不必诉诸暴力或武力,又不容置疑,不可讨价还价。[6]在这里,“不加质疑”是关键。权威不需要论证和讨论,常常也经不起讨论,服从权威是一种非反思但又自愿(而不是强迫的)的行为。正因为这样,阿伦特说:“权威的最大敌人是轻蔑,而破坏它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嘲笑。”[7]轻蔑和嘲笑就是不承认,不承认就不成其为权威。当一个人或机构受到人们的嘲笑的时候,他的或它的权威即已烟消云散,即使人民没有通过暴力或论争来摧毁它。
在权力、强力、武力等中,权威是最容易消失的,又是可以被赋予人或者机构的,它常常与特定的职业(比如教师,医生)或者地位(比如校长)联系在一起。
暴力(violence):除了非语言性、非交往性等反政治的性质之外,暴力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它的工具性。暴力概念和“强力”含义接近。因为“暴力工具和其他工具一样,是为了倍增自然强力(比如人的身体本身的力量,引注)的目的设计和使用的,直至发展到最后阶段,它们可以取代强力。”[8]现在专制统治以及现代战争的基础就是暴力而不是强力。
上述所有这些概念,只有权力是政治性的,其他都是非政治或前政治性的。
[1]《西方现代性的曲折和展开》(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431.
[2]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431)
[3] Hannah Arendt's communications concept of power. Hannah Arendt: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ed by Garrath Williams, Routledge,2006.
[4]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431页。
[5]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432页。
[6] 这个意义上的权威类似布迪厄说的“符号暴力”:不被识别为暴力的暴力,或带有合法化形式的暴力。依据斯沃茨的分析,“通过符号暴力一词,布迪厄强调的是被统治者如何把自己的被统治状况当作合法的状况加以接受。”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任何一种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力,即任何一种设法把意义强加于人,并通过掩盖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的权力关系而把合法性强加于人的权力,都把自己特定的符号力量附加到那些权力关系上,”(参见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符号暴力的两个特点:符号的暴力依然是暴力,即本质上是强制,是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为基础的;但是这种暴力已经通过符号/文化而获得了“合法性”,因此,它并不被被统治者当作暴力,因此也就不可能去反抗这种暴力。
[7]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432页。
[8]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