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认为，文学艺术场域可以处于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的关系之中，但同时拥有相对于政治经济场域的相对独立性，因而是一个双重等级制的场域——双重等级制的意思是：文学艺术场域中的等级化依据的是他治和自治的双重原则。文学艺术场域如果失去所有自律性就会消失，作家与艺术家就变得完全从属于权力场域或经济场域中盛行的常规法则，这个时候，他治的等级化原则（heteronomous principle of hierarchization）将不受挑战地占据绝对优势。这个原则就是经济上的成功（通过书籍的销售量、戏剧演出的次数等等表现），或权力上的胜利（通过荣誉、职位等指标加以测定）。自治的等级化原则（autonomous principle of hierarchization）是反市场的，在这里，市场（经济）上的胜利（巨额的发行量、票房等）恰恰意味着被艺术放逐，自治的等级化原则表现位与市场的承认不同的特定资格授予机制和权威产生机制，即一种特殊的承认方式，“这种承认是由那些只承认自己所承认的那种合法性标准的人所给予的。”换言之，“文学艺术场域的特殊性是通过这样的事实加以界定的：它越是自主，即越是完全地实现自己的场域逻辑，就越是倾向于悬置或倒转占支配地位的等级化的原则。”

简言之，文学艺术场域越是自主，自治的等级化原则就越是发挥支配作用；越是不自主，他治的等级化原则就越占据统治地位。

但在布迪厄看来，我们还可以把文化生产领域再划分为“有限生产场域”(the field of restricted production)与“批量生产场”（the field of mass production ）两种。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中，生产者是为其他的生产者（即同行）而生产，支配它的是超功利的标准和“赢者输”的游戏规则；在批量的文化生产场域中，生产者是为了大量的大众而生产，支配它的是他治的原则，亦即赤裸裸的经济功利价值。

有限文化生产场的这种超功利价值，建构了其自身的特殊法则，文化产品在市场上的成功程度正好成为它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遭到贬斥的原因。票房的成功恰恰意味着艺术的失败，畅销的作品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 布迪厄由此认为，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的最自主部分，亦即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布迪厄举的例子是象征主义诗），文化实践的经济是“建立在对于所有日常经济的基本原则——商业原则、权力原则以及机构化的权威原则——的系统颠覆之上的”，这个原则被布迪厄称之为“赢者输”（the winner loses）：“对于商业的原则的颠覆表现为排除了利润的追逐，不保证投资与金钱获得之间的任何种类的对应，对于权力的颠覆表现为谴责虚名与短暂的风光，对于机构化的权威的颠覆表现为任何学院式的训练或圣职的缺乏可能被视作一种美德。”

布迪厄认为，颠倒的经济决定了所有经济主义解释模式（通过经济主义的术语来解释反经济的现象）无法解释这个颠倒的经济世界（有限的文化生产世界或纯艺术的世界）。当然，布迪厄依然认为颠倒的经济并不意味着有限生产场中的经济（他又称之为“卡里斯马经济”）根本没有经济逻辑，事实是，“这种卡里斯马经济是建立在一种摆脱了任何外来的决定因素而唯特定审美意图是从的行为的社会奇迹之上的。”而且，与经济决裂恰好是需要经济条件的，它是享受着各种特权的少数精英分子玩的游戏，具体表现位艺术先锋场域中最具有风险的位置追逐，表现位在没有经济回报的情况下仍然留守在思想与艺术的先锋场域。这恰恰是需要社会经济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