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作家富豪榜”都会备受争议，每年依然照发不误。在近日发布的今年“富豪榜”中，郭敬明、南派三叔、郑渊洁登顶三甲。虽然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但争议依然。争议的中心并不在于数字的真实性，或统计方法的科学性、权威性等，而是作家及其创作究竟应不应该用财富来衡量？虽然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强调“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然而在商业社会，“君子”是不是仍旧要“固穷”，“诗”是不是还必须“穷而后工”？

 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人们很欣赏知识分子的这种“安贫乐道”精神，但很少对其制度基础进行研究。其实传统社会中文人对于金钱的态度，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道德立场决定的，更有它产生与流行的社会原因。那个时候的文学创作没有市场化，作家也不依靠卖文为生。安贫乐道的态度不是天然就有的，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内在禀赋。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并非天生就漠视金钱，也不是天生就嗜钱如命，其对金钱的态度是与传统社会中文学的生产方式有关的。文人对金钱的淡漠，前提是他们的生活并不依赖于文学创作，中国古代文人或者做官享受俸禄，或者出身殷实家庭，或者自己种田，等等，再加上传统社会金钱的作用并没有今天大，经济资本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强势资本（比它们更强势的是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所以文人对金钱的态度比较淡漠。这并非个人道德的原因，而是文学的生产方式、社会环境等等综合造成的结果。中国人说“诗穷而后工”，这个“穷”字，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窘迫，更多的还是综合境遇、特别是政治境遇上的坎坷，是多经磨难的意思。多经磨难，就更容易了解社会，体会世道人心，自然也更可能写出有深度的作品。

不依赖文学生活，造就了传统文人对于金钱态度，也成为传统文人普遍的价值观之一，写作跟生计脱离关系，好处是不必为金钱创作，但坏处也不少。传统社会和计划体制时代，绝大多数文人最终成为御用文人，成为朝廷养的文人，要向权力阶层靠拢，这也不是什么个人道德或价值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在商业化、市场化社会，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文学也不能例外。这或许正是文人对于金钱态度变化的制度原因。市场化商业化时代的作家对文学创作的市场效益很重视，原因是写作变成了文人维护生计的手段。从依靠权力到依靠市场，靠写作维持生计，文人生计的变化导致了态度的变化，对金钱的态度自然会发生变化。这是大环境所致，这种态度变化很正常，好处坏处都有，并不代表文人就一定堕落了。坏的方面，可能会把销售量、稿酬等等市场利益看得太重，写作也可能变得媚俗，大众喜欢什么就写什么。更重要的是文学趣味会变得单一，市场流行什么就写什么。但在另一面，它同样是一个进步，把文学家从皇权、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经济上独立于政权与教权，自然写作上也会获得相应的独立。当然，自由从不是绝对的，不依附于皇权，可能又会依附于市场，但是依附市场，最起码要比依附于权力好一点。

    所以，作家对金钱的态度，其实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作家富豪排行榜，可以当做作家创收能力的一个指标，文学的市场价值的指标，也可能看出大众对什么样的作品更感兴趣。只是不是把它看得太重，不要当做作家成就的唯一标准就可以了，不要把财富排行榜当做作家成就的唯一标准。

    当文学摆脱权力漩涡，又陷入市场的洪流之时，文学究竟还能不能担当它原本的功能？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如何在金钱的追求中保持自我的判断，而不至于被金钱所左右？虽然市场经济相比以前的制度是一个进步，但不能奉行市场拜物教。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也并非把一切文学和文化全部市场化，而是有许多非市场的手段支持严肃高雅的文学和文化活动。比如说一些私人基金会，他们可能会给文学家、艺术家等等提供一些市场之外的帮助。还有非市场的各种奖项，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典型的非市场奖项，它会为优秀的创作者、知识分子提供名誉上、金钱上的奖励。还有一些国家为了扶持非市场化的创作，会采取减免税政策。借助这些非市场的手段，来支持独立的纯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也是现代社会的特点。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三十年，还远远不到成熟的阶段，市场之外的手段太少，也因此造成了一些问题。未来市场进一步发展，可能也需要补充这些非市场化的手段来支持文学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