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城市发展应该体现现代的人文主义理念，应该以“好生活”“有尊严的生活”作为城市发展的理念。这也是它和传统城市理论的区别。传统城市理论社会学突出强调政治、经济的决定作用，其方法倾向于科学与实证，人本主义的城市社会学强调人文、艺术和审美，特别是人的公民权利的落实。

人本主义的城市发展理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 居留于城市。”更重要的是，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初衷, 而一个真正理想的聚落空间，不仅要使人生活得安全、富裕、健康，同时更要使个体生活得愉快、自由与有意义。人文主义的城市理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定义了城市, 使之超越了传统城市的商贸、防卫、聚敛财富等功能, 为人类个体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了真实的空间。城市的基本功能在于文化积累、文化创新和教育人民，仅仅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需求，这不是城市。“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园，最终成为改造人类的场所，从城市中走出的，是大量面貌一新的男男女女”。这就是城市这个文化器官的教育作用。城市应该是优良文人文明的孕育所。

如果说城市的实用功能属于“为了活着”, 那么, 要“活得更好”只能借助非功利的艺术与文化, 以及各种健全的可以保护艺术与文化的政治制度与理念。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言, 除了要有经济社会方面的繁荣与发展, 一个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问题在于能否提供一种有意义、更美好的生活。这里，让公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文化中心城市的重要标志，是其政治维度的集中体现。

可以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

（1）、市民权利的基础是普遍人权

好的生活不只是环境好，物质富足，也不只是艺术气息浓厚，更重要的是公民文化发达，公民素质高，公民的权利得到切实的落实。新加波是一个花园城市，物质生活水平和城市空气、环境很好，但不是一个公认的拥有好生活的城市，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民主化程度不高，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切实保障。

有学者研究了西方的城市化历程后指出：没有市民（公民）权利就没有城市。城市生活使得市民们能更加便利地参与跟他们有关的公共事务，这是历史上市民文化与民主共和政体能同步发展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还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市民自治都是这样形成的。一个好的城市必须是这样一个城市：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的人们享有普遍而共同的 “市民权利”。“市民权利”或“公民权利”都是以普世人权（所有人平等拥有的权利）为基点的。文化中心城市常常有一些显著的、体现现代普世文明的符号和象征，比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台北的二二八纪念碑。这些标志显示了城市告别专制，走向自由民主的时代大潮的决心。

（2）、抵制贵族化，为底层民众着想

如果某些权利不能为所有的市民或公民所共同拥有，那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特权，成为一个城市或社会的不公不义的标志。这样的城市，再富裕、再美丽，也是缺乏人文精神的。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对公民权利的普遍侵犯，和大量特权的存在。如果一个城市到处是暴力拆迁，打工农民被迫成为颠沛流离、候鸟一般的“两栖人”。这样的城市谈何人文精神？

有尊严的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是一切为了方便百姓，而不是追求奢华。最近的《人民日报》发表惠双民的文章，批评城市的“贵族化”倾向，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城市的表面繁荣、豪华：豪华的居住区，豪华的政府大楼，豪华的广场和歌剧院，却忽视城市基本的、面向大众的服务功能，大楼越造越高，设施越来越洋，可普通百姓却感到生活极为不便，生存空间狭小，自尊心严重受伤。这篇文章把这种贵族化倾向概括为：建筑洋了，特色没了；档次高了，生活难了；城市大了，“空间”小了。贵族化在不少城市，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等公共服务行业都出现了高端化、贵族化的倾向：一方面，很多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长期得不到合理的满足，例如，普通患者为了看病，需要花很长时间排队等候；一些城市的新区发展起来后，长期没有建设配套的中小学和医院，导致“上学难”、“看病难”；普通居民缺乏足够的体育活动设施等。另一方面，在公立医院中出现了很多高档病房，学校中出现了高收费的高档班级。

贵族化是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陋的都市化。一方面，大楼和服务设施一味的高端化、贵族化，另一方面，底层百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长期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因此，这种“丑恶的都市化”是一个有关社会正义的政治问题，不只是一个由于人口和资源原因导致的“大城市病”的问题：是优先满足城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还是优先建造富丽堂皇的、老百姓进不去的楼堂馆所？虽然都市化使人口和资源向大城市过度集中，但是，这些资源却没有能够由在城市中的所有人口共同分享，这就像世界财富虽然在向一个国家流动，但这个国家中的许多人民却并不能分享这些的财富。没有平等的“市民权利”，就没有一个好的城市，同样，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也就没有一个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