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徐贲先生文章，感受记叙如下：

徐贲的《孤独的写作和文革记忆叙述：从行村哲的<孤独的咒语>谈起》,与其说是学术论文,不如说是记叙自己的一次阅读经历的散文，其学术性体现在作者在记叙的过程中阐发了自己对“幸存者文学”的特殊价值的看法。行村哲的《孤独的咒语》以小说的形式记叙了自己文革时期的遭遇，但徐贲读后觉得这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纪实作品。作品中有太多虚构的东西。这是一部“纪实小说”。由此徐贲涉及到幸存者文学中纪实和虚构的关系。徐贲说自己认同作者的写作志业（即为文革灾难见证），但却不喜欢他在小说中加入了过多的虚构，从而使得作品更像小说而不是纪实。作品中似乎有太多虚构的东西。

在徐贲看来，“幸存者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真实地保存了人道灾难的记忆，说那是“文学”，其实是在“文献”意义上说的（“文学”一词的含义之一就是文献）。这里有一个艺术要求和真实性要求的矛盾。在纪实见证的写作中，刻意对记忆内容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会削弱叙述材料的原始真实感。很多优秀的见证文学（比如徐贲激赏的费格斯特的《耳语者》）为了保持真实性而拒绝虚构，甚至没有给全书设计一个完整连贯的结构，而是通过片段式的简单结构来达到纪实的目的。下笔简洁，克制，语调平实，也没有大段的对话。

徐贲指出：简单化的纪实写作当然不是说写作者的写作能力不高，这里的 “简单”乃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一种为特定目的而作的适当选择。这种选择能够让纪实的记忆叙述得到读者的信任，与读者建立的一种信任关系。这是因为怎么说故事，决定了说出来的故事的性质。用小说或戏剧的形式说文革的故事，说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全真的文革故事，因为这些叙述形式本身就含有虚构，所讲述的也就只能是不全真的故事，它们不是纪实意义上的文革见证，因此至少就见证意义而言，这些的叙述是得不偿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