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学生问（之一）

学生：你现在是以文化研究学者而知名，请问你一开始就从事文化研究么？这中间是否经历了学术的转化？转化的动因是什么？

陶东风：不是的，我的学术经历了几次变化。在大学的时候直到研究生毕业，我对于中国古典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写王维的，第二章是写陈子昂的。第一部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而我的博士论文是写庄子的。接下来的研究由于受到当时（八十年代后期）的影响，对于形式问题感兴趣，写了一些关于文体反面的文章，还出版了《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但是不管是研究古代文学和美学，还是研究形式，我的研究都包含了两个难以摆脱的关切：一是对于自己的生存意义的关切，一是对于社会文化的关切。我对于古代心理美学的研究和对于庄子的研究都浸透了自己的人生体验，我对于文体的研究也是从文体和文化的关系入手的，这对于我后来转向文化研究奠定了底色。

    直接促动我转向文化研究的是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急剧转型。当时有很多学者纷纷退回书斋，而我则从关注文学转到关注社会文化。这个学术转向源自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在80年代的时候，我对自己、对社会和国家的前途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国家怎么发展，自己怎么发展，学术怎么发展，好像都很清楚。公共性的问题对我来说没有构成疑惑和挑战，一切都很明朗。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关注政治，做一个纯学者很好。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一切都变得很疑惑。就我的个性而言，在对人生和社会有大迷惑的情况下做一些“纯学术”对我来说很难，所以我转向对当代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借此为自己寻找人生的答案，既是关于自己也是关于社会的答案。

总起来说，我觉得我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是一个认识社会也是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