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之六 我们还会有梦吗？

  怀旧，也是一种情感的需要。

  我们为怀旧情绪所搅扰，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消费主义浪潮的冲击。物质的欲求，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洗刷着我们的灵魂，改变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匆匆走过30年，我们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不少。

  我们失去了许许多多鲜活的梦想。我们不怎么做梦了，不会做梦了，即便有梦，也失之于浅近和苍白。

  30年前的新星音乐会，是一场“一定要把所有票都卖出去的演出”。为什么一定要卖票呢？为了赚钱吗？不是。那时人们的头脑中，钱不过是工资单上的几个简单数字。至于赚更多的钱，既没概念，也没想过。新星音乐会卖票的本意，不过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形式，创造一个机会，一个选择自己生活乐趣的机会。

  那时的国人，刚刚呼吸到一点点自由的空气，刚刚获得一点点选择自我生活的空间。尽管只是一点点，穿喇叭裤戴蛤蟆镜，已属奇装异服；提溜一台三洋四喇叭录音机，可谓招摇过市；听一听邓丽君，读一读手抄本，更是大逆不道了。即便如此，人们终归已经走上了一条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道路。

  以往一些文艺演出，大多是向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放集体观摩票。一卡车一卡车的人，从钢铁厂、纺织厂拉来，服装一致，满场一望，要么一座煤山，要么一片菜地。新星音乐会是不是人们所需要、所期待、所梦想的？花钱买票是试金石。开始时我们曾经固执地坚持，新星音乐会一张赠票也没有。但到了后来，还是妥协了，因为给每个演员赠票，据说是惯例。这样，新星音乐会开了唯一一个口子，每位演员两张赠票。

  正如人们后来所知道的那样，两场演出36000张票，一转眼就卖光了。办公室的电话打爆了。强烈的需要，迫使我们去想，是不是在首都体育馆再加演三场或五场。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放弃并不是担心票卖不出去，而是我们文体组的这一帮记者，这些自认为的“无冕之王”，一个个确实已经筋疲力尽。

  卖票，那还是市场经济刚刚萌发的嫩芽。如今我们走过了30年，市场经济已经演化成市场社会。正如经济学家汪丁丁先生所言，“社会被嵌入在市场之内了”。在市场化的社会里，金钱法则，买与卖的交易原则，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渗透到我们的毛孔中。我们大概再也想不起当年为什么要卖票，为什么要买票，为什么要花去几天的饭费，去听一场新星音乐会，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了。

  我们正别无选择地经历着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消费主义时代的生活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便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活在眼前，我们眼前有什么，房子？汽车？服装、化妆品？夜夜笙歌，顿顿欢宴？我们忙忙碌碌于当下，奔波于当下琐碎生活的汪洋大海。我们被消费主义的物质欲望所驱使，所奴役，一个个原本鲜活的生命个体因此被消解，被湮没。我们在足以将人没顶的消费的激流中，随波逐流。

  当我们将一切都作为消费的对象，并开始消费一切，直至消费我们自己的生命乃至灵魂的时候，我们的周围，也包括我们的内心，都变得不那么真实了。我们久已不再扪心自问那些似乎只有傻瓜才会思考的问题——此番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再也看不到飘荡在天空的梦想，再也找不到心灵中一块安宁的绿洲。我们站在渐渐富足起来的土地上，胸膛里却是筛子一样的孔洞。“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今天，还有多少人怀有这样遥远而利他的梦想？

  也许，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回望那个青春年少的1980年，那个弥足珍贵的1980年。回望那些永远不变的少年之梦开始的地方，记忆起那些曾经身轻如燕、不知疲倦为何物的美好岁月，那些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之谊，那些对崇高对理想的认知和那些曾经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激情与梦想。

  （作者时任北京晚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