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朋友和网友都问一个问题：“你怎么不说书，开始说教了？”（微博的留言）其实不然，我只不过是个说书的艺人。至于这些年媒体上冠我为“艺术家”、“大师”什么的......，看到听到这些赞誉当然高兴，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听顺耳的。但冷静之后想到的是，同是搞艺术的，说书人怎么比得上搞电影和电视剧的？在接受采访时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在众多的文艺形式里，电影电视剧在十三层玲珑宝塔的塔顶尖儿，而评书也就是个底座而已，为此我曾深感不平。说书的行当是多么不易！说了一辈子书成名成家的有几人？在背后付出的艰辛又有几人知晓？基于这些，一个念头在我心中油然而生——适当时候我也搞电视剧。我不会导，但我可以尝试写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是一个剧的灵魂，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想把我所会的评书精华改编成电视剧......，这个欲望在我内心蠢蠢欲动。

    咱闲言少叙言归正传，还接着聊我进京录制电视评书的事。1994年元月，按协议我如约来到北京。北京我来过数次，文革期间搞串联来过；带队演出进关，京城是必经之路。可这次跟以往比起大不一样！京城是多少演员羡慕的地方，有多少演员宁愿租住平房甚至地下室也愿意在京发展，她是通向成功的“金光大道”。

   我心中暗自叫着自己的名字，机会给你了，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了？你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

  我不住的给自己打气。记得录制的地点在北京电视大学，导播是北京电视台的张大来先生。制片方要求每天录制不得少于四集。说是每天，其实就是一个上午。刨除晚到的、堵车的，等人员凑齐了开机也快十点了，不到十二点就得结束，午后还有用棚的。这些困难摆出之后，我说没关系，紧一紧松一松的事。

  《七杰小五义》的背景是一本高大的翻开的线装版古书，倒也很新颖。由于都是第一次合作，客客气气之中透露着陌生。我的化妆师是位女同志，听说是电影厂的。我化好妆，穿上长衫等着他们调试灯光。好漫长啊！

   张导终于叫我了，我站在摄像机前不慌不忙的一拍醒目，开始说我的上场诗：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不管在哪录制评书，我都把要讲的书和上场诗背得烂熟于心，丝毫不敢懈怠）。

    当然了，我和张导后来成为很要好朋友，每当提起初次见面的印象、合作的那些趣事，不由得开怀大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