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间、年代划分与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现在很流行，新浪文化博客就经常结集一些人写的70后80后作家轶事怪事正常事来说事。其本上我都看了，其实最终什么事也没说，最多就罗列出一大堆这些不同年代的作家名与作品来，将其对比一下，然后说几句不疼不痒的话而巳。

     我一向敬重大师，许多文学大师也说过写作与年龄无关，所以我也认为无关。但年代与时间的差异在作家的写作中却时时透散出来，这个大师们也说过，所以我也认同。

      为了这篇文章，首先我也必须罗列一些60和70年代作家代表名来。譬如60年代与70年代的作家在写作上也确有所不同；不同就意味着差异，而差异则值得我们细细打量。60年代与70年代的作家仿佛如群星灿烂，或又如泥沙泛滥，我不可能完全写出他们的名字，只有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这样才能方便自己的论述。60年代作家是这样一些人：东西、毕飞宇、刁斗、鲁羊、张、何顿、述平、李冯、邱华栋、朱文、韩东、鬼子、吴晨骏、李少君、海力洪、刘亮程、张生、艾伟等等；而我心目中的70年代表作家则是：卫慧、棉棉、丁天、雷立刚、陆离、刘玉栋、周洁茹、夏季风、戴来、王怡、魏微、朱文颖等。

　　 60年代与70年代的作家依仗的是自己的个人生活经验，透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从陈染、虹影，到“断裂”派乃至后来的卫慧、棉棉以及浩浩荡荡的年轻写作者的写作，基本上是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写作，他们已不需要像当年的先锋派那样靠讲述民国故事来晦涩地表现自己的生活感受，他们以更为单纯直露的经验闯入文坛，明显给人超感官的魅力，在活力四射中显示了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态，在同一个面上与当代生活合流，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法，逃脱文学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梦魇。他们的笔下那些赤裸裸的生活欲望使粗鄙的城市街景，变得更加生气勃勃，他们传神地捕捉住当下为商业主义粗暴洗礼过的城市生活；尽管他们也可能写到农村，但其背景依然是城市的折射。他们的叙述视点，几乎不带有任何先验性的观念，也不怀有发掘生活意蕴的明确动机。作家的兴趣仅只在表现这种生活的外部状态，纯粹的生活之流。这种对日常生活中隐秘欲望的精雕细刻，其技术之成熟，令人叹为观止。

　　 6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多数的成长比较缓慢，属于他们的时光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而这个时代文学的影响已经大不如从前，表面上他们有些生不逢时（遭遇市场经济），但这正给他们韬光养晦的机会。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边走边唱，心无旁鹜地打磨着自己的名声，等待着属于他们的辉煌。直到有一天，“70年代生”这个名称突然充斥了街头。有一位小说家曾经说过：“对60年代生的作家来说，一个作家的出生证，是从文学刊物那里得到的，最终的名声也必须在这些杂志的丛林中摸爬滚打锤炼出来。他们先是在某个杂志露面，隆重推出，然后以点带面，逐渐走向全国，取得名声和地位。”但是为书籍写作的“70年代生”的写作群体的出现，开始独立于杂志之外，当然他们并不排斥杂志，但他们的选择性更多更广。

　　  这两代作家的时间相隔只有十年，其相同之处可能远远超出其相异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毕竟又有所差异。60年代出生的作家也依赖生活经验，但对生活经验却多了一份怀疑的态度。像写出《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昏》的朱文，写出《证词》的东北作家刁斗，在毫不可惜地逃离博尔赫斯的叙述迷宫之后，真正令人刮目相看了。刁斗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长篇小说《证词》，也许是“世纪之交”中国作家关于自我、关于时代、关于世界的一份最痛心的宣言，尽管这宣言的宣读是那样的细弱、喑哑。而《没有语言的生活》、《被雨淋湿的河》、《谁在深夜里说话》、《障碍》、《丁龙根的右手》、《我为什么没有小蜜》、《到处都是我们的人》、《玉米》等小说已经成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代表作，这些作品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经典。

　　  70年代作家没有沉重的包袱，他们的写作一直呈现出轻松自如的风格。这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弱势，譬如棉棉就从不为“正义”、“真理”、“永恒”、“光明”这些垄断性词汇写作，相反她为这些词汇的反义词写作。她是反乌托邦、反道德理想主义的，一种轻灵的美学：纵情、随意、反复、自恋、颠倒、虚无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混合物，这是一种感性的、身体主义的、紊乱的、缺乏社会参与性的生存哲学，从中透射出的是这个时代的都市症：焦虑、恐慌、错乱、失态、虚弱混合的时代意识和残酷青春。无疑棉棉的身上体现了70年代作家共同的某种写作特征——生在这个时代，你无法摆脱。可能你在表面上对棉棉不屑一顾，但从文字的深处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70年代作家共同的优势与不足。

　　  人世间总有异类，在庞大的70年代作家中也有一些思想者，他们游离于文学之外，以思想随笔对时代发言。我所认识的四川青年学者王怡便是其中的一位。王怡在网络上声名极大，以出色的思想随笔让众多的才俊心悦诚服。他的思想随笔常能在险峻的悬崖边上跳起撩人心魄的舞蹈，遣词用句皆能出人意料之外，譬如他的《列宁的梅毒和克林顿的婚外情》、《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一）》、《江湖闲话系列》、《自由的观念：绕开一个正义的柠檬》等等。以我所见，假以时日，王怡必定能成为一代大家。而像60年代作家中以乡村散文红极一时的刘亮程，其重复性的伪乡村风格已经不断遭到质疑，如朴素的《乡村哲学的神话》就直指其美化乡村的虚伪神话，而广东学者张柠更以《刘亮程和美学隐身衣》一文力斥其文字的欺骗性。在一个大的时代里，总有一些被淘汰的东西，文学也不例外。

　　  有评论家说：当代的“美学”只有一种，那就是关于“速度”的美学。70年代作家群体的出现似乎是在印证这种看法。70年代作家更强调发表的欲望与成名的欲望，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一切都是“速度”的欲望。和速度这个当代美学相比，真正的艺术是缓慢的，真正的艺术有着充沛的人类存在的细节和永恒的终极关怀，仿佛是一种“后退”。难言的美需要一种耐心，而对于美的耐心，在当代需要用一生来完成，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就做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