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读书人都会有过藏书的冲动。

　　古时候，要读一点书很难。明末学者谈迁为了写他的《国榷》，要跑上百里的路，自带铺盖、干粮，去读抄本的《明实录》。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自述其幼年借书抄书的艰苦，说是“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现在有了图书馆，情况好多了，但借书证难办（而且也是要“计日以还”的），进馆阅览又要受到一系列时间、空间和规矩的限制，终于发现还是自己拥有的书用起来方便，于是才发奋藏书。

　　只是，藏书其实更困难。首先要有经济基础。这些年，书的价格大概涨了五倍左右，书友聚在一起常常要抱怨书价太贵，书也越来买得越少，更不敢有藏书的野心。当然，先贤中也有咬紧牙关买书而不计其他的。万历年间闽中名士徐兴公，为了买一部元刊本的《丁鹤年诗集》，就花掉了给自己治病买药的救命钱，妙在善本到手心情一爽，他的病居然一下子就好了。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要衣食足然后知礼义，没有宽裕的经济条件是谈不上藏书的。

　　有钱之外还需有闲。因为书籍一旦作为收藏家的珍玩，就不会再象通常的那样朴素和平易近人。为了装点这些珍藏，就要刻藏书章、印藏书票，就要修整裱订，就要编纂书目、考核版本，还要四处奔走着去寻觅孤本善本……这些事情都雅得很，却也极要功夫，是一般读书人所负担不起的。

　　由于藏书有诸多的条件限制，所以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大多都成不了藏书家；反过来，历来的藏书家也未必都是正而八经的读书人。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诏令天下人等进献秘籍珍本，献书最多的是大藏书家马裕，共七百余种，多是唐宋秘册。这位马裕就并非儒生，而是扬州的大盐商。我想他的藏书，大概同当今的亿万富翁收藏名画差不多，一来为了附庸风雅，二来为了矜夸财富。可惜的是，被乾隆皇帝一翻打劫之后，马氏藏书的元气大伤，马裕也因而灰心，不再当什么藏书家了。

　　能够兢兢业业，抱残守缺，历数百年而不衰的藏书世家，只有大名鼎鼎的宁波天一阁范氏。天一阁的开创者是嘉靖年间的范钦－－他倒是两榜进士，正经读书人。他由为读书而藏书到为藏书而藏书，一生辛苦，收集了图书七万卷，建造了堪称天下第一藏书楼的天一阁（清朝收藏《四库全书》的南北七阁都是参照了天一阁的设计而建造的），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沉重的遗产。范氏藏书能够保存几十个世代的秘诀就在子孙们能恪守范钦定下的遗训，而那遗训的核心就是对全部藏书的禁锢。根据范钦定下的家规，其书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但“有志者”真想读阁中的藏书实际上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这样，范钦的子孙们虽然拥有着如此巨大的一笔精神（也是物质的）财富，却只能落一个守书奴的位置。难怪这样显赫的一个藏书世家，数百年来却没有出过一个在文化史上多少有点影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