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

　　我二十几岁上，爷爷死了。没过多久，我就接班当了宫里玉工的头儿。玉工头儿不算什么官儿，不过是领着几个人一起干活儿。但是技术上的事现在我说了算，比从前打杂强多了。而且，老王爷在世的时候也喜欢到我们这儿逛逛，还经常跟我说上几句，问问什么样的是玉，什么样的是石头。日子过得不能说不舒坦，就是心里老惦记着这块石头。

　　爷爷至死都没忘记和老头跟他的石头，嘱咐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帮和老头把石头破开。里边到底有没有宝贝，打开就全明白了，用不着那么些人跟着提搂着心。他还说，自己跟和老头结了仇，没法干这事，心里总是有块病。就算爷爷没有嘱咐，我也想打开这块石头看看，换了别人当玉工也得这么想。你干上了这行，跟玉石打上了交道，就不会听人说什么地方有块玉还满不在乎。更别说这块东西了，一身的官司，到现在是石头是玉谁也弄不清。我就想办法先跟和老头套近乎。

　　和他接近其实不算太困难。因为他一个人孤孤零零，也闷得慌。开头那两年，丹阳城里还没见过和老头的人断不了要来看看。他是全城有名的人物，住在一个城里却没见过，总觉得不划算。时间长了，都见过了，来的人也就少了。只有外地来的，到丹阳走亲戚访朋友，看过了郊外的神仙洞、城里的莲花池这一类名胜古迹之后，照例得由亲友们陪着，到花园后门外面，站得远远的朝里巴望，想瞧瞧有名的和老头。瞧见了，就指手划脚议论一通。不过看归看，谁都不理他，没人跟他说话。开头是我，和我崩了以后是江蓠姑娘，跟他说过话的大概就是这么两个人。

　　第二次锯了脚以后，老王爷叫人给他在花园的西北角搭了个草窝棚，叫他看那儿的后门。这份差事其实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一般老百姓谁也不敢私自进宫里的花园，迈进半步就是砍头的罪过。当官的也不从这儿过，要不是老王爷隔三差五地常到这边看看，压根儿就不会有戴帽子的上这个旮旯里来。真正出入这个门的只有我们这些在宫里当差的。这伙儿忽忽喇喇地进来了，又忽忽喇喇地出去了，根本没把看门的当回事。他自己也不当回事。天气好的时候，他兴许还坐在门口晒晒太阳，碰上刮风下雨，他就猫在草棚里，连看都懒得朝外看一眼。也许就因为没事可干，他更觉得孤孤零零不好受。

　　一开始我只敢跟他点点头。他瞅瞅我，虽然不冲我点头，倒也没显出怎么不高兴。这么点了几个月的头，我觉得差不多了，就在那天打了声招呼，问了一句，“您吃了吗？”刚问完就知道不该说这句话。

　　当初他刚到这儿，膳房按照规矩也给他送过饭。头一天送了饭，第二天发现一点儿都没动。开始还以为他是难过，腿疼，后来日子久了，大家才知道他根本不吃东西，水喝得也不多。慢慢地，膳房也不送饭了，把他那份伙食私分了。所以根本就不该问他吃了没吃。可是打招呼的话好象也就这么一句，一张嘴，这句话就溜出来了。

　　好在他没生气，还是那么瞅瞅我，两只眼睛红红的，象着了火。后来我就变着法的想别的词儿。跟他说，今儿个天气真不错。兴许又要下雨了。这阵小风透着凉快。他还是瞧着我，不搭话，也不生气。

　　这么着又过了几个月，我干脆抽空就坐在他身边跟他神聊，给他讲丹阳城里的新鲜事。西厢麻寡妇生了个俩脑袋的怪胎；东城老巫婆算卦不灵，让人扒了裤子满大街游斗；还有江里出了个独脚娃娃鱼，专吃到江边玩儿的童男童女。他挺爱听，可是从来不搭话。好几个月都不搭话。

　　那天，我讲完芳草巷十五户人家一个晚上都变成了疯子，一下子没了话碴儿，冷场了好一会儿。他忽然瓮声瓮气地问我：

　　“你有鸡眼吗？”

　　我走路少，脚上连茧子都没有，更别说鸡眼了。

　　“你有两只脚，却没有鸡眼？”他象是瞧不起我，又象是恨我，用手拄着地，爬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直在受着鸡眼的折磨。当年他还有一只脚，拄着两根拐棍在荆山里东串西逛。山路不好走，用一只脚更费劲，慢慢就磨出了好些鸡眼。

　　“十七个，满脚掌都是，”他对我说。

　　十七个鸡眼是够人受的。走路的时候疼，还能忍忍，等歇下来，那股又酸又疼的劲儿才叫难熬。他用烧红的木炭烫，把旱蚂蟥放在上面吸血，用最毒的断肠草捣烂了敷，都没治好。最要命的是直到现在鸡眼还疼。脚没了，鸡眼还是照样疼。他平时说话很少，差不多都是有关鸡眼的。

　　“早知道还会这么疼，当时应该求求司败把那只脚给我留下。我非得把那十七个鸡眼一颗一颗地从肉里挖出来。”

　　现在那只脚早就烂成泥了，再也没法治那些鸡眼，只好让它们那么疼着。

　　我不爱听鸡眼什么的，真正关心的是这块石头。有时候跟他在一块儿聊，石头忽然呵－－呵－－地叫上了，更叫人心里痒痒。可是他不愿意提它，更不许我碰它。

　　从打头一次冲他点头算起，整整过了两年半。我觉得跟他的交情差不多了，过年的时候还送了他一件麻布袍子，他也收了。那年春天，我总算跟他提起这块石头。“您这石头真是块璞玉吗？”他光用鼻子哼了一声，根本不愿意搭理我。可我还是缠着他不放，说，“要真有玉，咱们把它理出来，琢磨光了，让大伙儿也瞧瞧。”我不说让“我”把它理出来，而是说“咱们”，就是想让他听着顺耳。可是他油盐不进，冲我眨巴眨巴眼睛，老半天，才说，“甭想！”就这么两个字。然后用手拄着地，扭过身子爬走了。

　　往后的半年里，我一瞧见他气色好点，就跟他提这块石头，尽拣好听的说，变着法地讲明道理。其实用不着我讲，道理就明摆着，弄开这块石头对他只有好处。可他什么话也不想听，还是那么两个字：“甭想”

　　一直到秋后，我算明白了，让他回心转意是根本没门儿。只有一个招儿了，偷出来，硬干。

　　要说偷东西这种缺德事，咱们可是从来都没想过。这一回，一来是爷爷临死以前嘱咐过，二来心里边实在好奇，三来也是为了可怜他。他经常哭，弄得脸上血糊潦邋的。不是因为鸡眼疼，而是为了这块石头。哭的时候，他总是把石头搂得紧紧的，还用手不停地摩挲，比亲娘老子、亲儿亲闺女还亲。说起来他为这块石头真没少受苦，两只脚全没了，一辈子也搭上了。就因为他说里面是块玉，可别人谁都不信。就冲这点也应该把石头打开来看看。要是真有一块玉，哪怕成色不怎么好，只要是块玉，大家也就服了，老王爷也没什么可说的，几十年的冤案非平反不可。要是没有玉呢，他当然也只好认倒霉，可是那往后也能安安生生地过几天舒心日子。犯不着整天挂拉着石头，勒得满脖子流血。我总觉摸着，只要石头不打开，他就断不了抱着石头哭，早晚有一天得把血哭干了。

　　那天晌午，我带上一把快剪子，悄没声地钻进他的草窝棚。我寻摸了好些日子，晌午最合适。晚上门关了还不要紧，可他夜里睡觉特别惊醒，稍微有一点动静就坐起来了，生怕有人偷他的宝贝。倒是每天晌午他准得睡觉，睡得也比较沉静。我悄悄走到他身边，先剪断了拴石头的麻绳，就在旁边等着他翻身。睡觉的时候他总是枕着石头，只有等他翻身，脑袋离开了石头的时候，才能把它抱走。少说有两顿饭的功夫，他总算是翻了身，脑袋一偏，落到石头下面。我轻手轻脚地抱起石头，正打算溜出去。谁知道他又往回翻了个身，好象觉出来有什么不对劲儿，唰地一下坐起来，一眼就瞧见了我。

　　我本来应该拔腿就跑，可是让那双着了火似的眼睛一盯，怎么也迈不开步。只好抱着石头，结结巴巴地说，“和老头，我想……我想把它弄开。”

　　他也许根本就没听见我说的是什么，冒火的眼睛死盯着他的石头，顺手从墙犄角抄起一根榆木门栓，嗖地一下子跳起来。我怎么也想不到他能跳那么高，也没想到他会有那么大劲，只看见碗口粗的门栓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我吓傻了，双手一撒，把石头扔在地下，可是不知道躲。还算不错，门栓打偏了一点，在脑袋边抹了一下，又落在肩膀上。当时没觉得疼，血象开了锅的牛奶似的，一下了溢出来，半边衣服也湿了。

　　打那儿以后，他再也不理我。我脑袋上的伤疤总是疼，更不敢理他，对这块石头也不抱什么希望了。没想到今天它还是落到我的手里。

　　这么硬的石头也实在少见，用钝了七把凿子，还弄出一身臭汗。石头比原来起码小了两圈，可还是照旧，看不出一丝一毫有玉的模样。开头光想着能解开心里的疙瘩，光顾高兴了，没想到这活儿还这么烦人。要是一块好玉，去了皮子就见亮色，你就得仔细估摸怎么就它的形状，怎么就它的颜色，将来好雕个什么器件。心思都放进去了，干多长时间都不觉累，不觉烦。现在可好，一层一层地往下抹石头渣子，越干越没情绪。

　　我想歇一下，喘口气。抬头一瞧，伯比大夫还趴在案子上，纹丝不动。这几捆竹子也不知怎么那么有意思，也不嫌吵得慌。外面好象还在下雨，不过小了点。巡夜的也出来了，摇着串铃，拉着长声吆喝：

　　“小心烛火－－谨防门户－－”

　　不知不觉就半夜了。也许用不到天亮，就能干完，如果没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