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TD测试的一次又一次延期，我国3G启动的日期也一再随之后延。2005年，信息产业部曾乐观估计TD即将可商用，上一轮3G测试的结论之一便是TD已经基本成熟，看过不止一个专家一年前就都正式声称TD可实现单独大规模组网、同频组网等，智能天线等技术被充分证明有效性，TD芯片技术已经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TD终端已经充分成熟，TD室内覆盖无掉话等等。信息产业部领导也曾乐观提出：2005年将适时提出3G发展建议。

然而TD技术规模测试却使3G继续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多项式方程，已经历过若干轮无数次试验室、场外、大规模等得测试却最后不得不又重新回头到最原始的单系统功能测试，这不能不令人惊愕。回头纵观TD发展历程，追求技术创新的目标无疑是正确，但问题是体制创新远远没有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这样导致技术创新的运作始终受到体制约束。

TD的产业链运作几乎是一种计划经济手段模式，政府而不是企业在产业链中充当组织角色，并被迫担当一种拉郎配和救火队员的角色，这样使得计划机制在产业链中的作用远远大于市场机制。

就比如说手机芯片环节，即使国外拥有非常成熟经验的手机芯片厂商，从一个试验样片到商用一般都需要1－2年时间，英特尔做了近10年手机芯片都最后不得不退出市场了。而4家TD芯片厂商没有一家有过生产商用手机芯片的经历（好像只有展讯生产过无线固话芯片），设计出的手机芯片竟离谱得只能同时解调不多于3个基站的信号，这不能不引起对8年来TD发展的质疑。

再比如提出TD技术的企业本身，几乎没有过2G系统开发经验，其所谓自主开发的CDMA技术几乎是原封不动拿来的朗讯系统设备。在一个开放和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这种拼凑产业链环节的方式如何形成真正的竞争力，更需要我们认真做深层次的研究和思考。

TD测试本身更体现出浓厚的计划体制色彩，一切似乎都必须成为秘密（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即使暴露出问题，没有人敢公开说TD的缺点或者任何不是，谁敢讲不是谁就是不爱国，就是不支持中央自主创新，这本身就是一种体制创新的缺失，更是一种“自主创新”掩盖下民族创新精神的缺失。看到一些人士如发改委体改所的史炜呼吁让TD测试公开化、透明化（好像通信世界报编辑杨海峰也一再如此呼吁），也想借此呼吁一下，让3G技术创新有一个更好体制创新基础。离开了市场环境下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将会无异于在盐碱地上种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