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小言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偶然一些因缘让我了解到他的过去，那对我来说简直是另一个世界，一个酒精与摇滚乐的世界，一个文艺青年与边缘分子的世界。很难以想象，现在坐在我面前，正安详地倾听我讲话的他，几年以前还是个会半夜三更喝多了酒跑到长安街上去指挥交通的人！佛法的因缘真是不可思议。很想知道他是如何从那个世界走过来的，但当我向他问起这些旧事的时候，却被他反问到了。

    “你能接受多大尺度？”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顽皮。

    “这个，试试看吧……”我还真不敢冒然打下保票，有时候他会故意吓唬我，有意逗弄我，那往往就是他过往狂放秉性一闪而过的时候。

     “也好，”他笑一笑说道：“‘天籁自鸣，不择好音，有由然矣。’那我可说了！”忽然冒出《聊斋》里的一句话之后，小言自顾自地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要是再早几年，如果有人问我，你的追求是什么？我会对他说，我的追求是‘空耗此生’。我这人自小性格反叛，长大以后，慢慢变得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在那种找不到人生究竟的方向，又不肯与现实世界妥协的状态下，希望坚守自己一份独立的精神阵地。这样发展到极致的时候，我就用一种放弃自己一切追求的方式无言地表示我的反抗。如今看来，也表现不了什么反抗，顶多就是一份无奈而已。

    高中开始喜欢听摇滚乐以后，我的喜好就越来越小众。我在摇滚乐中感受到很大的共鸣，这里边有一些人在很真诚地表达自己，有些人很天真，有些人很理想主义，也有些人遍尝世态炎凉，当然，贴了摇滚乐牌子的，多少总免不了反叛与愤世嫉俗，也有些在这方面表现的很激烈的。无论是否真的能够做到，但‘不媚俗’总是摇滚乐所自我标榜的。

    好比摇滚乐中有一个流派叫做‘朋克’，本来摇滚乐要反叛流行乐的媚俗，而朋克们觉得摇滚乐也俗了，也要起而反叛之。他们反叛包装与形式，他们反叛音乐技巧，甚至就用两三个和弦来写歌。慢慢的，这些都变成了朋克的一种形式，乃至他们的衣着，都有特定的‘范儿’，那我就觉得还是很俗了，当反叛形式变成一种形式的时候，到头来还是落了窠臼。

    上大学时我的朋友圈子，除我以外他们就是一支乐队。那时他们时常想拉我入伙，我总觉得，你们都搞乐队，这太俗了，我就不参与了。那时我对‘媚俗’一词，是按照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定义来理解的，就是所有的人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喊同样的口号。我像是在走钢丝，生怕一个不注意，掉到一边去，自己也俗了，因此看待周围的世界时，就更加的分别与对立，并依此来抉择自己的行为。我是靠与外在世界的对立来界定我自己的。

    这样反叛的多了以后，我也开始去思考，如果一切都未能免俗，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究竟的？

    大学毕业以后，步入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更大，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了酗酒。那时候母亲信了佛，看着依赖酒精作为唯一的情绪宣泄口的我，她很担忧，也常常向我推荐佛教，说这个才能究竟地解决我的问题。而我总在用同一句话来搪塞她：‘我三十岁的时候会学佛。’当我那样说的时候，是认真的，但至今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说。

    那时对于佛教，我其实是很有好感的，觉得那是有智慧的人搞的东西。但当时我对自小受到的唯物主义教育，总是不能释怀，于佛教所说的因果轮回不能生信，而我也知道，这是佛教最根本的东西。

    那时很喜欢的一个日本动画片叫做《攻壳机动队》，讲得是未来社会，人脑普遍电子化以后，对躯体与灵魂的探讨。它有一个TV版，整个的故事情节受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其作者塞林格的生命历程与思想观念影响很大。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没有的塞林格和《麦田理的守望者》，那么也就不会有我今天所看的这个《攻壳机动队》了。那么塞林格的思想又是受了谁的影响呢？如此辗转，源头在哪里呢？

　　正好这个时候，我接触到哲学上‘轴心时代’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两千多年以前，这个世界上接连诞生了几位圣人，释迦摩尼、穆罕默德、耶稣、孔子，他们的思想一直影响人类社会至今，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四个人的思想，决定了当代世界的格局，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格局。这个观念让我开始从精神世界的层面来认识这个世界，慢慢超越出物质世界的范畴。

    2005年的时候，我转行从一名IT人员成为了一名编辑。这家杂志社的总编和主编都是佛教的居士，他们对我有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总编为人处世，总透着些谦和智慧的光芒，这让我对佛教有了更加直观和亲切的认识。正是在此期间，在某些很特别因缘下，我彻底地接受了佛教的信仰而成为了一名佛教徒，那一年我正好三十岁。

    就在我信佛不久以后，我在国外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佛陀再起》，是讲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复兴的状况，这篇文章给我很大启发，我开始策划一个选题，就是想要探讨我所感受到的，当代中国整个佛教的一个复兴的状况，让人们都能了解到现代佛教的面貌。尽管这个选题后来没有做完，但这个发心却直接将我引到善知识的身边。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上午，我们总编带我第一次踏入北京广济寺，去拜访他的一位朋友，《法音》杂志编辑部的桑吉老师。我向他来收集做选题的线索，希望他能为我推荐一些在当代社会向年青人推广佛教比较突出的寺院。桑吉老师第一个给我推荐的就是学诚法师住持的凤凰岭龙泉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龙泉寺和师父的名字。

   ‘那里有很多大学生过去，你应该去那里看看。’桑吉老师对我说到。

    七月的一个周六，我一个人摸到了龙泉寺，上午随周末义工听了一节课，那一节课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几乎是张着嘴听完的，都忘记掉时间的流逝。我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课程，我如此想要的内容以我如此想要的方式讲授出来。不久，每个周末上山听课成了我的固定内容，在大家的拉拔之下，我也很快成为了小组长，之后成为班委的一员。

    也是在这里，我开始接触到师父的一些理念。那时仁爱基金会在动员志愿者去红莲中里仁爱心栈奉粥，我报名参加了。那天我站在曾经那样熟悉的北京街头，干着一件我从未干过的事情，端着一杯热腾腾的粥，把它送给街头路过的陌生人。

    过去的我，对这个社会，从来都是一种敌视的对立的态度。更多的时候，坐在夜晚的街边独自饮酒，冷眼旁观马路上的车来车往，心中升起的是极大的隔阂与不信任，可能我会对着它们丢酒瓶，这才是我惯常的行为方式。在我看来，这个熙来攘往的世界代表着商业化，代表着庸俗。那些擦肩而过的行人也都是那么急功近利，神色匆匆。

    如今要我在这个如此冷漠的世界里，站在街头给一个陌生人递上一杯粥，我的感觉很不自然，感觉到内心的防备被强迫打开了，没有一点安全感。面对我的举动，我从一些路人的眼神里看到的也是同样的不自然，显然，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他们所不习惯的。有些人带着怀疑的眼光走开了，有些人停顿一下，简短的思想斗争之后，那种不设防的不安感还是带着他们离开了。

    但也有些人的心容易打开一些，他们很新奇地，尝试性地接过我手中的粥，然后会有些腼腆地向我说谢谢。慢慢我发觉，这一杯粥带给人们的，是深藏已久的善心的启发。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地重复这个动作的过程中，一次次地与陌路人在眼神中建立起一丝信任的过程中，我的心被‘无可救药’地融化了。

     突然之间我不认识了眼前的这座城市，以前那个冰冷而坚固的城市仿佛被撕开了一道缺口，很多新鲜的可能性吹拂进来，搅动了凝重的空气。这里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北京，周围也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那些人群，而我也不再是我自己。怎么会这样？这让我想哭。

    多少年来，我何尝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问题，又何尝不曾希望它变得更好。但是一次次地失望最后变成无望，我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是能够被改变的。而那天上午，我忽然感觉到，师父正在做的事情，是我一直以来认为这个社会需要，但却从不相信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如果有人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清晰的具指导性的理论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而说到又能够在最切要的一点上将整个事情实践起来，就像是针灸师治病人那样，这样的人在我看来绝无仅有。

    那时我的内心中有一种力量被唤醒，我感受到师父愿力的强大的摄受，那时我就决定，我就是要将我的生命来配合师父实现他的心愿了。实现师父的心愿，这就是我的心愿。

    那一刻，我变成了一个有宗旨和目标的人。”

    说到这里，小言停下了，慢慢地仿佛才回过神来，“这些也不知道是不是合你胃口。”他不好意思地冲我一笑。

    他的故事给我很多触动，我看到的，就像是一盏废弃多年的油灯被重新点燃的过程。

    而善知识所作的，不正是点燃我们的心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