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觉知 同师共学（5月28日）

成蹊

今天随侍师父前往日本，参加“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成立四十周年庆典”。按照师父以前的教导，要提前查阅资料以了解情况，这样观察和体会才容易深入。我查阅了一些“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通常简称“日宗恳”）的资料，特别借了两本书：《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道端良秀著）和《日本佛教史》（杨曾文著）。

“日宗恳”成立于1967年5月29日，源于1953年2月成立的“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和1955年7月成立的“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不管中国处于何种状况，也不能熄灭两国佛教交流之灯”，抱有这一强烈愿望的有志之士发起成立了“日本友好宗教者恳话会”，主要由关东佛教界的净土真宗、日莲宗、真言宗、净土宗等宗派组成，当时西川景文（日莲宗原宗务总长）为会长，现任会长是小野冢几澄（真言宗丰山派顾问），理事长为持田贯宣（日莲宗）。之后，“日宗恳”作为中日佛教交流的唯一窗口，克服重重困难与障碍，为发展两国友好与佛教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先后10余次收集并送还我国二战期间在日死难劳工的遗骨，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与1974年10月关西佛教界成立的“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事务局设在京都清水寺）一道，为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佛教界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缔结两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样的组织确实很可贵，而且功绩卓著，因此可以理解中国方面除了师父率佛教协会代表团6人，还有中国宗教事务局的叶小文局长率团10人共同参加。
    借的两本书没来得及提前看，随身带着。8:15到达首都机场，约9:20登上CA925航班飞机，我跟师父没有坐在一起。10:30起飞，乘务员通告说：航程2547公里，历时约 3小时。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不过我正好可以看书，先看《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
    书的中文版译者（徐明）序言说：“在中日两国交往两千年悠久历史中，自甲午战争起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的这一段不幸的岁月，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梦想称霸世界实行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侵略政策造成的。作者对此作了严正深刻的批判。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臭名昭著的、遭到全世界人们谴责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及在战争中使中国人民伤亡1800万人的残暴罪行，作者指出：‘如何弥补这一罪过，是日本人背负的永恒的罪孽。’他并且认为：‘对于这样蛮横无理的侵略战争，佛教徒本应挺身而起，勇敢地加以反对和阻止。’对于以不杀生为第一戒的日本佛教徒，在战争中未能起来阻止战争，作者庄重表示：‘真是遗憾得难以忍受’，‘在深深忏悔的同时，我们向十方宣誓，决不让这样的过错第二次发生。’作者这样的公正立论，在全书中到处可见。不过，这是一本叙述长达两千年史实的历史书，作者的某些观点和我们现在的看法，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经过作者同意，中译本在个别地方由译者稍作删节。”作者（道端良秀）在自序中说：“日中友好的核心是两国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往来。……日本的文化，确实是通过日中佛教徒的手建立起来的。”
    读这本书的正文内容，不仅让我一定程度了解了日本佛教，也间接了解了一些中国佛教的历史情况，给我很大触动。在讲述中国唐朝时期的日中交流时说：“由幼稚的造船技术制造的遣唐船，一经风浪摔打，船身就从中间被撞击为两半而沉没，造成许多人牺牲。……人们宁愿喝干一杯生离死别酒，前往人们憧憬的遥远的唐都长安。长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里究竟是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吸引力呢？……在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大唐国帝都长安，荟集了所有各方面的著名人物，她的艺术和文化绚丽多彩、光芒耀目。帝都长安在传统的儒学方面，设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等高等学府，施行考试制度，合格者分别委任官职。……高僧博学多才之士辈出，风靡一时。而且朝廷方面也开设了儒、释、道三教谈经说法的讲坛，进而还设置了被称为‘一个月俗讲’的讲座，讲解佛教经典教义，普及到全国的城市和乡村，以致佛教信仰渗透到穷乡僻壤。……多亏那些从著名的敦煌发现的各种文献资料，今天我们得以如此详细地了解到当年的农村生活状况。回想这些事情，让我深感惊异的是，中国千年以前的乡村农民、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各种佛事活动等等，与今天（1984年）日本农村村民的几乎完全相同。……长安的宗教不单单是佛教，……就连回教，……也在这里建造了清真寺。……更稀罕的是基督教中有一派称景教。……此外，更为罕见的袄教，也曾在唐代流行。……还有与日本无缘的摩尼教。……这样与日本毫无关系的宗教，曾经流行于唐都长安，这说明世界各族人民都曾汇集于这个世界大都市长安。长安简直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鉴真名望极高，奈良唐招提寺内安置有盲僧鉴真像。……那时，奈良佛教界认为，要想使佛教兴盛起来，不管怎样，除从佛教宗家大唐国迎请高僧来日本之外别无他法。……鉴真不仅传来了佛教、戒学，也带来了各种文化艺术。在鉴真渡海传记《东征传》中，有鉴真带到日本来的各种物品的目录，其中分别详细记载了这些物品：食物、药品、香料、佛像、茎和疏、佛具以及其它物品。在我居住的京都，有一条药店街，那儿把鉴真当药神供奉着。总之，我们不能忘记，鉴真东来日本，给日本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介绍中国北宋时期的日中交往时说：“北宋文化只不过是唐朝文化的继承，没有什么生机勃勃的新文化。而日本佛教文化因为吸收了唐代文化，其高度水平已凌驾于北宋之上。当时比睿山净土教徒源信僧都所著《往生要集》赠送给北宋……，在北宋佛教界引起极大反响……，后来还向日本求得源信僧都的画像，奉皇帝旨意，另建庙堂，将其画像和《往生要集》一起安置起来，接受供奉和礼拜。……源信在其弟子寂照入宋时，托其将关于天台的《二十七条疑问》送呈四明天台学者知礼。知礼看后，深为惊叹，曰：‘东域有深解人也！’遂复函解答，一般称其为《唐决集》。关于知礼的解答，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在比睿山有位叫安海的学者，他看了《二十七条疑问》之后，说这些疑问没有必要另就异国高明，我可以解答。遂作了上、中、下三种答释，并说知礼的解答不外乎此三种。当知礼的解答文送到日本时，安海已去世，但知礼的解答正如安海说的那样，大多没有超出安海的中、下之义。传说，后来安海的弟子们携带知礼的解答和安海的答释到安海的墓前宣读时，从安海的墓中放出了光芒。……北宋时代日本入宋僧的目的，不像入唐僧那样以求法、学习为目的，只不过是朝拜祖师和前辈佛迹的旅行罢了。”
    介绍南宋时期的交往时说：“白河法王前往位于摄津福原的清盛别墅，在那里会晤宋人，即中国人的事。这件事惊动了当时宫廷里的许多公卿，感叹地说这是天魔之行为，是远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正当日本和宋朝交流日益兴隆之际，一些保守的国粹论者叫嚣这是天魔之行为，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同样会有的。……宋代，贵族社会与佛教之间，设立了建造功德坟寺的特殊制度，亦被称为功德院或香火院，一种在日本可称为‘菩提寺’的地方。……他们拥有大片土地，使用许多奴隶和佃农，一个寺院一年收入几万担粮食，其富有情况可见一斑。历史上中国的大寺院有无数个为救济平民百姓设置的金融机构，到了宋代，完全变成了寺院的营利事业。……所谓功德坟寺，就是王公贵族的坟墓处，为表彰其功德而建立的寺院，庙里的和尚就是一种守墓人。不消说，这种寺院与一般寺院性质不同，对外一般不公开，为建寺者专用。……功德坟寺由此成为王公贵族极为得力的隐瞒不纳税土地的场所。……再有，僧尼有免除兵役、豁免一切个人税的特权。所以从很久以前，为了逃避兵役，逃避捐税而出家的人非常多，而且他们并非正式出家，而是所谓私度僧，……而更为简便的捷径是买一份证明为和尚的度牒。只要有度牒，就可以免除最为厌恶的兵役和多种捐税，因此即使不出家，也能从事农业和经营商业，因为有了度牒，即可证明为僧侣，免除一切赋税。这样，私度僧越来越多，寺院与王公贵族的相互勾结，使得奴婢也变成出家人，僧尼的素质逐渐降低，于是，佛教界被当时信徒和一般社会所唾弃。这是宋代佛教的内幕史。当然，不论任何时代，也不论任何国家，兴旺发达的背后，必然有黑暗的一面。因此，这并不只限于宋代佛教的教团。那么，对于宋代这样的佛教国家，我国僧侣为了什么目的要越过艰险的路途前往宋朝呢？当然不是为了求法，而是如前所述为了朝拜中国佛教圣迹。但是极需传入当时日益兴盛的禅宗各派也是目的之一。……另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入宋僧是代表日本的日宋友好使者，可以说，这是他们的最大任务。”
    介绍元朝佛教时说：“从整个中国佛教的历史来观察，中国佛教以唐朝为顶峰，次第走下坡路，在教义上缺少任何可观的建树，只不过是保持原有的传统而已。可以说佛教已步入衰微之境。与此相反，以大寺院为中心的佛教教团，继宋代之后，拥有大片寺院土地和庄园，热心于寺院的营利事业，超过宋代，使国家为种种弊害所苦。”
    看到这些，我想中国佛教在唐朝以后还有很多好的地方，但书中所说中国佛教的问题和不足也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如“日月之蚀”，有目共睹，了解和正视这些问题，使我不仅从个人身心改善的角度，更从整体佛教的角度来认识自己要学修和努力的地方。
    下午1：10，飞机抵达日本的成田机场，乘务员说：“地面温度16℃。”下了飞机，感觉凉爽，佛协的张琳副秘书长说：“日本的环保做得比较好，没有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热岛效应那么强。”有专车来接我们，送我们到东京新宿的世纪凯悦饭店。路上，看到高楼很多，不过却显得不笨重。我不禁想：日本经济很发达，他们生活的感觉怎样呢？很幸福满意吗？
   

                                                  机场迎接

                                                  东京街景（高楼）

我们较快达到饭店，引领我们的桥本清一先生说：“今天周一，平常这个时间堵车很厉害，第一次这么顺利，你们很有幸运。”佛协国际部的李贺敏说：“这是日本东京的顶级饭店。”进到分配给我的房间，看到房间的布置，其朴素让我非常意外：土黄色的地毯，暗黄的木制家具看得出原始木色，洗手间是是实墙，不像我去过一些中国大城市的星级宾馆往往是绚丽的地毯、漆得油黑锃亮的家具、以玻璃与卧室隔离的透明的洗手间。我以前的了解认为日本上层人生活很奢华、放逸，那应该只是一部分人的状况。
    晚上六点，叶小文局长领一批人去大使馆，我随师父和剩下的其他人参加在饭店举行的招待宴会。大家围着长条桌对面而坐，主宾致词后，大家边吃边交流。“日宗恳”常任理事额贺章友先生说：“去年在东京的‘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听到学诚法师发言，很感动；看到中国和尚第一个发言，非常感动！”师父说：“谢谢日方的安排。” 额贺先生又说：“我写的《中日佛教交流史——战后五十年》在贵国被翻译，很遗憾没有贵国佛教界人士写前言！我希望有。”
    邻座的阿武野则隆先生会说一些汉语，但不纯熟，他拿出一份文稿上赵朴老的一首诗，说看不懂，请我给他解释一下，诗说：“踏沙晨作亚龙游，鸿爪倘能留。登高夜望奇甸，美景不胜收。灯万点，相辉映，似川流。不须逐鹿，山也回头，海也回头。”
    ……阿武先生收起文稿说：“那我知道了。”

晚宴上师父致词

与日本客人赠送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