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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摘]读书形象大使陈铎话读书
(2006-10-26 06:53:42)| 分类： 慈善文教 |
王小珊
陈铎，1939年生于上海，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高级编辑。1958年9月1日始，在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担任当时中央电视台和中央电台除新闻外的各种广播电视节目的演播与制作，是我国第一代电视工作者，也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电视剧《新的一代》(1959年)男主角扮演者。1982年起接手电视片解说，先后担任《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蜀道》、《万里海疆》、《开发大西南》、《长征五十周年》、《长征六十周年》等许多大型连续节目的主持人。
古今中外，关于读书的名人名言数不胜数。然而，如今在很多人看来读书已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最近的一次全国国民阅读抽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仅半数人每月读一本书，有读书习惯者仅占5％，国民阅读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在第七届北京图书节之际，本报就读书的话题，对本届读书形象大使、今年已经67岁的著名电视人陈铎进行了独家采访——
儿时读书的初衷很单纯为了将来别饿着
问:您身上各种“大使”的头衔很多，这次担任读书形象大使是一种什么心情？
陈铎:开始一听到要我当读书形象大使，我的感觉是，又多了一个头衔又多了一副担子。现在我的头衔确实比较多，比如流失海外国宝工程形象大使、环保大使、老年夕阳红工程大使等等。做了这么多大使，我能不能起作用？能起多大作用？这都是我有点为难的地方。但自己干了四十多年的电视媒体工作，为了弘扬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问:如今很多人已经不读书了。有的人是没时间，读书成了一种奢望；也有的人是根本不屑去读。看您的书房里那么多书，您爱人说为了对您藏书有所控制，不得不给您划出地盘来？
陈铎:你到我书房去看过了？有很多书我可能只翻过几页，也有很多书拿回来就没来得及翻。以前我想的是，等我退休以后我就能看了，我就有时间看了，留着吧；还有的书是要重温的，所以越积越多。书架上现在摆的新书多，旧书、翻过多少遍的书，不知道搁到哪个角落了。以前我不敢想我会藏书，但后来真有一些不错的书到了，不管是买的还是人家送的，我也像模像样地印上“陈铎希珧藏书”——希珧是我爱人。那枚印章是人家送的，这也是趋风雅吧。现在我的房间大了，以前我的房子只有十六平方米，三代六口人住，没地方放书，只能捆起来放在床底下或是边边角角的地方，还有一部分放在办公室里。有很多开会时发的书、比较有资料价值的书，就送给电视台图书馆了。我记得有一本很好的、很有资料价值的书，叫《申报手册》，是解放前出的，里边的内容很丰富，很多年前我就送给了广电总局的图书馆。反正我绝不乐意把它当废纸卖掉，这样我觉得太亵渎书了。
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您觉得读书非常重要？
陈铎: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尽管是在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但是穷人家的子弟，要想读一本书，找一本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小的时候就老是听到老人们、家长们说:要读书，不读书将来没饭吃。最起码小时候脑子里有个印象:为了将来别饿着，怎么也得看点书，这是为了求生存去读书。但是读书的过程当中，除了长辈，还有老师，包括同学之间的一种鼓励，甚至同学之间是比赛式的，看谁读过的书多，读得少的人好像就落后，于是读书的习惯在一种潜移默化的追求当中朦朦胧胧地形成了。
读书使人开阔视野
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问:最早对您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哪些书？
陈铎:有一本书，是我10岁左右的时候读的，叫《爱的学校》，是意大利的，也有的翻译成《爱的教育》。这本书里面有“少年鼓手”、“少年笔耕”、“六千里寻母记”等12个故事。比如“少年笔耕”，它讲的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个抄抄写写的写字先生，家境贫困，即使劳累生病，每天还要抄写到很晚。孩子为了帮助父亲，每天夜里偷偷帮助父亲抄书，因为睡眠不够，影响了学习，被父母责备，孩子想解释，想不去抄了。但一到夜里，听到父亲离开抄写房间的关门声，听到父亲的咳嗽声，他又去抄了。终于有一天，父亲知道自己错怪了孩子。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现在想起来都是很心酸的。我们家里穷，我也想怎么帮助家里呀？怎么帮爸爸妈妈呀？我们三兄弟都上学，家里是咬着牙供的。母亲帮着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叠纸来贴补家用；父亲就是写字的，替人做记录员。解放前我妈妈给纸作坊叠纸，我就尽量帮着做一点儿。还有，中国的《三字经》我也都看过，但是那时候理解有难度，觉得白话的东西吸收得自然一些。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喜欢是后来上中学、对文学了解之后，逐步钻了进去。我觉得，读书使人开阔视野，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问:您对现在市场上的哪类书比较反感？
陈铎:现在市场上有一类书，专讲在名利上你怎么样，在商场上你怎么样，教你怎么去坑人家讹人家。如果多看这样的书，你还能当正派的好人吗？还有一类书，专讲男人怎样对付女人，女人怎样对付男人。如果多看这样的书，男女间还能培养出真诚的关系吗？我觉得这种书是教人学坏的，根本不应该出，读者也不要去翻这样的书。我过去读过一本叫《真实的故事》的书，是讲青年人的友谊、感情、生活的，对我影响也比较大。友谊可能发展成爱情，但男女之间的友谊不一定等于爱情，更不一定成为婚姻和家庭。我的朋友很多，都非常真诚、真挚。前几天，我们第一批的老同事们聚在一起时还有人感慨:“当时我们同龄人谁跟谁竟然都没吵过架，这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们有非常好的一种生活气息，每个星期单位里有生活小组会，交换意见，大家把想法意见都摆出来谈，误会就解除了，大家都是明镜似的纯洁和单纯。
问:那时候读的书使人的思想很纯粹，但这样会不会也有局限性？
陈铎:现在想来太单纯了太简单了，当碰到风浪的时候我们的承受能力可能就脆弱一些。比如在“文革”的后期，我挨整、靠边站，看到有些人说假话，他们受到的压力马上就减轻了，无形中我也学了点儿。比如，因为看见别人说假话能过关，我就使出写小说、编剧本的那种能耐，我也编，写“交待材料”。可能现在的人不会理解，当时有那么多人会自杀？其实是压力太大，他们熬不下去了。我当时脑子里是清楚的，绝不能自杀，否则更说不清楚了，但是也盼望着天上会掉下个什么东西把我砸过去。这样的经历让我后来觉得非常惭愧。
书是用来读的
不是“包装”上金箔收藏的
问:现在明星、主持人都纷纷在出书，您有没有在准备出书？
陈铎:本来电影学院的老院长、我们的老摄影家吴印咸，在他去世的前两年替我把书名都起好了，叫《镜头中的你我他》。可是我的工作量太大了，我的头衔、担子太多了，既然有就不得不挑，要挑就得要时间。吴老都去世那么多年了，我这本书还没出来。我的经历、我在各种场合思考的，包括给学生讲过的东西很多，可是很遗憾，我没有成篇成篇地系统地把它们写下来，只是想到一点写一点。我们电视台好多人都出书了，他们很勤奋。但是我也想，我能给读者什么呢？也许我能给读者一些好东西，有启发意义的、有教育意义的，但我不敢说自己真能这样，我就觉得还是别浪费别人的时间，所以没有写。现在有好几个出版社还在动员我写，特别是福建那家，几次催我，但我根本没时间动笔。眼看后年就是我从事电视工作五十年了，也可能我出一本我的“改稿举例”，有关业务方面的，但这也是个工程啊！
问:现在的图书市场良莠不齐，您对此怎样看？
陈铎:现在书出得太多，有的书一看书名就让我倒出一口气。我不可能去翻它们，更不可能拿它们指导我。我到了这个年龄，可能会被年轻人称作顽固或老顽固。其实我不顽固，新东西我照样吸收，新观念也会注意。我是认为，我们在文化导向上要倡导健康文化，鼓励健康书籍的出版。我认为，大家都去读健康的书籍，至少人的思想就能够抵御某种不良诱惑。书是良师益友，但现在出书的关键是，最好出版商有良心，因为你提供好的，积德；你提供坏的，肮脏。此外，还有一种现象亟待关注，现在有些书版本很多，一本世界名著，有豪华装还有金箔装。我觉得，书是用来读的，把书变个样收藏起来不是不可以，但不应提倡。我们现在包装太多了，书要包装，食品要包装，人在包装，社会也在包装。对此，我们该警惕了。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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