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注定将因为是人类历史上特殊的一年而被人们记住，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几乎无一国家被幸免。截至2021年7月14日，全球已有超过1.88亿人被确诊感染，405万多人被夺去了生命，不但经济体系、医疗体系被重创，人们的生活秩序也被彻底打乱，甚至是被改变，电影业也深陷其中。2020年的戛纳电影节没有设置金棕榈奖项，也没有区分主竞赛单元，而是公布了一个由5部影片组成的“戛纳2020”片单，今天介绍的以色列影片《我们来了》便是1/56。

此片是由出生在以色列海法的导演兼编剧尼尔·伯格曼导演的一部新片，他此前的作品——处女作《折翼》和《亲密文法》先后两次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折翼》还在2003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费比西奖（国际影评人联盟）大观单元的最佳影片，实力可见一斑，风格也可想象。《我们来了》一片的故事聚焦自闭症患者，这类题材在国际范围内已不新鲜，但伯格曼还是找到了一个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角度，进行了真诚的阐发。

乌里是一位已达成年年龄的自闭症男孩，正常的情况下，他能够接收到来自父亲亚哈伦的信息，但对于某些特定的事件、时间或空间，他又往往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中，无法与周遭进行顺畅的交流，更无法做出正常的反应或应变，直至情绪狂躁般的爆发。这样的状况也促使亚哈伦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生活，一直陪伴在乌里的身边，拒绝前妻将儿子送入特殊机构生活的建议。影片在形式上，有些公路片的概念，通过父子俩出走式的旅行，来将陪伴、成长的问题慢慢解开。

生活是复杂的，所以，当我们以简单的对错来对决策作出判断时，往往会因为角度的不同得出迥异的结论，也因此进入辩论、争议的状态。在对待乌里的未来的问题上，亚哈伦与前妻便是这样的情况。由于朝夕相伴，亚哈伦对乌里适应陌生环境的担忧是现实的，具体的，这也限制了他对未来改变的尝试与相信；前妻因为缺乏对乌里具体状况的了解，决策的依据是理性盖过感性的，忽视了乌里需要适应的过程。其实，很多时候，想要得到一个更合适的而非绝对的决定，需要的不是坚持而是换一个角度的妥协，就如同亚哈伦为安慰乌里而在门旁画的那个按钮，未必是真的但真的有用。说到底，两父母都是为了乌里的需要和好，而不是自己的正确与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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