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0级强烈地震。此时，我刚刚抵达香港不久，正坐在从机场驶往酒店的汽车中，浑然未知千里之外这场天翻地覆的灾害。

15时多，接到上海一位朋友的短信，告知发生地震，人们都跑出了大楼。接此信息，我并未在意。因为上海不处在地震带上，即便有震感，一般也是受远处海域地震的影响。12年前求学上海时，我也曾经历一次发生在东海的地震，当时坐在书桌旁写字的我丝毫没有感觉到震动，反而是正在扫地的室友感觉不妙，喊我奔出了位于底层的寝室。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经历地震。在我的童年期，是一个中国大陆强震频繁发生的时期，通海、海城、唐山，灾害一次强于一次。由于我居住的呼和浩特本身也处在地震带之上，所以，即便没有沦为震中，但周边的每一次强震都会带来强烈而明显的震感。因此，记忆中，那种穿着棉衣棉裤睡觉，随时准备逃命的防震画面也十分强烈地印在脑海中。

当我收到发生地震的短信时，以为震中又是临近上海的东海海域。可等我下午在九龙海港城外的大屏幕中看到电视报道，才了解到，地震发生在遥远的四川。可是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意识到灾害的严重性，毕竟，离开唐山大地震的梦魇已经长达32年。

晚上，在酒店打开电视机，才发现这是一场强烈的地震，而且震中因交通、通讯隔绝，至今还没有任何震后的消息。于是，一种恐惧感开始笼罩在心头。马上给家里打电话，问候平安；给老家在德阳的同学发短信，问候平安；也接到从MSN看到我出差的朋友的短信，一样是问候平安。此时，在体会着远隔千里问候的温暖的同时，一个人出门在外的孤独，也让我在收看电视新闻时，多了与受灾同胞一样感同身受的煎熬。

第二日，与出席此次国际会议的国外朋友们见面时，大家都对我送上了真挚的慰问，我代为我四川的同胞们接受着一切心怀善意朋友的问候。那几天，只要一回到酒店房间，就会把电视固定在新闻频道上，关注着四川那块受难的土地，直至深夜。

12年前，我与妻子新婚旅行，曾经走过如今的重灾区：成都、都江堰、汶川、茂县、阿坝……，至今都珍存着那时的美好记忆。也正因为如此，在我的焦虑关注中就多了许多揪心的痛：那在汶川卖给我们土特产的羌族阿妈可安好？那在茂县公路边出售烤玉米的大叔可安好？那在九寨沟给我治疗的藏族赤脚医生可安好？那一路上纯朴而可爱的孩子们可安好？……

走过那条线路，深知重重大山与频繁塌方会给这次救援带来怎样的困难，希望也就会屡屡被现实的忧虑击痛。就在75年前，茂县的叠溪镇曾发生过一次7.5级地震，一瞬间，整个镇子便彻底消失，沉没在因岷江被阻断而形成的堰塞湖中，据说死亡人数达到2500人，只有一个在山上放羊的男孩幸免于难。12年前，路过以前的叠溪镇现在的叠溪海子。自盘山公路上向下俯视，叠溪海的湖水碧绿地镶嵌在两山之间的谷底，美丽而安宁。可是，一想到那下面有多少冤屈的亡灵，内心便不再有任何欣赏美丽的感觉。

在香港期间，除了看着电视的画面一次次以泪洗面，也连续三次，透过民间团体、单位和金融机构向灾区捐款表达了我的心意。可是，在从香港回到上海的那个周末，连续两天守在电视机前更深刻地了解了这次灾害后，却总是觉得自己为灾区做得远远不够，为灾难中的同胞做得远远不够，总想更近地和他们在一起，让他们感受到我双手的温暖。

心动不如行动，一位朋友把我的想法变为了现实，去到重灾区之一的彭州做志愿者：发放救灾物资、做防疫处置、安抚灾民……。在他的第一条短信中只写了短短的一句话：“灾情非常严重，残酷。”我真诚地对这位深入一线的朋友表示了敬意，并一次次叮嘱他余震不断注意安全。他20日回复说：“昨天通知这两天有七级地震，震中地区无法预测，成都开始疏散，我们不能离开村民！”“今天上午九点左右又震了一次，我们的眼睛都哭涩了。”

保重吧，我的朋友，我的同胞，虽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还不能一起并肩作战，但请相信，我们始终在一起。

此刻，请不要用金钱多少来衡量同胞的善心，也不要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争论与质疑上面，灾区与灾民需要更多实际的援助，前线的朋友来电话：“彭州急需磺胺类药品、治痢疾的药品、板蓝根、夏双菊和一次性注射器，联系电话：028-83871118，彭州抗震救灾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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