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教育批评者，是陈丹青的无奈，却该是中国教育的大幸，虽然陈先生一再强调他的批评是说了白说，说了没用。但是，若没人说，体制的堡垒就总要挡着前行的路，我们的孩子还要受多久错误教育的荼毒？！

陈先生在慨叹，“许许多多人在说真话，做实事，只是没得虚名，无缘‘做秀’——为什么有名位的人物不肯开口说几句呢？”他哪里知道，名位就不是真话给的，而真话对名位的提升只有威胁。

教育，除了启蒙，还有培养人才的功效。但依陈先生看来，在现有体制下，人才不是不拘一格选拔出来的，而是一格一格“降”下来的。降，就意味着对体制的顺从。陈先生借用朋友的话，指出：人在体制，只有一条路，就是“混”。或许，只有混，才不会被体制通缉和绞杀，留一座青山，等摆脱体制后，再种自己的树与草。

体制的问题，还有一个官员定位的问题。在中国，你不能说官员们不够“专业”，有那么多的官员在通过后续教育为自己贴上“专家”、“学者”的标签，可是，在这种形式化的追求背后，恰恰是不够职业、不够专业的角色错位。不专业，所以不敬业，一切行为在“业”之外，那“业”本身便也荒芜了。

一起荒芜的，还有教育的内容：专注、礼貌、诚实……，这些本该构成教育的根本内容，但在分数的简单摧残下，在名利的引诱下，离我们却越来越远。于是，家长、教师，社会、学校，一方面谈论着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忘记着人的成长是从懂得做人的道理开始的。

我们的教育体制，总是在解决着大量的问题，可是，正如陈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大量问题正是拼命‘解决’给弄出来的”。因为这样的“解决”，更多关注于表面的修饰，整出一幅美丽的皮囊，内心的腐烂却在依旧继续着。本未治，那表就一辈子离不开脂粉与美容刀。

在陈先生看来，教育体制的问题皆因“三化”：考试标准化、教育产业化和学术行政化。的确，考试标准化，让应试者失了个性与创造性；教育产业化，令教育失了普及性与公平性；学术行政化，使科研失了专业性与科学性。于是，整个教育有形而无实：“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这怎不叫人痛心并惶恐？

陈先生认为，我们与体制，“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我想，受惠与受用，是因为进入与适应体制之果；受困与受罪，是因为发展与个性之矛盾。进入体制，成为其一员，必然要经历一次被动的塑身。“体制以教育的名义成功地操纵了人性，又以这被操纵的人性，成功地操纵了教育。”如此恶性循环，却离教育的根本越来越远。

陈先生总结当前中国大学的治理，是“有权力没担当、有政策没主张、有计划而没理想；其过程，是人性持续被磨损、被扭曲、被抵消。”是呀，无责、无纲、无梦，个性淹没在平庸的海洋中，教育没了灵性，也失了根本。

不过，陈先生也清醒地看到，“教育问题只是现实之一端”。所以，对教育问题的认识，要超越教育的范畴去取得，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与解决的办法。

陈先生虽对教育屡说无奈，但终究还一位有良知、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他会说，“我们毕竟难以弃绝内心的希望：教育的希望，终究在人，倘若对‘人’不再抱有希望，我们还剩什么希望？”是的，我们痛陈体制的一切弊病，终究还是为了给未来许一个希望，因为在内心，我们始终期待教育的建设性改善。

但是，我们也还是要看到，在体制面前是需要极大的力量的，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生存的问题，还有一个强弱对比的问题，理想与现实的对立问题。正因为这样，陈先生才特别强调，“在自己内心，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要）不断自己做工夫，不要发抖，要克服种种恐惧、欲望、懦弱，战胜自己在这个体制面前的种种人性弱点，看看能不能一路趟过去，然后自强。”

“自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陈先生会提醒我们，“你自己自由不自由？你的内心自由不自由？你的本事、学识能不能让你自由？”在这样的诘问下，我们是否真的明白自由是从解放心灵开始的？是与面对并解决体制问题时一样需要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