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我常去的书店，不是规模庞大的新华书店，而是靠近首都剧场的涵芬楼书店。

店名“涵芬楼”三字，取自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藏书楼，藏书楼的创立可远溯到1904年。王府井大街上的涵芬楼书店是一栋风格清爽的灰白色小楼，店名牌匾由启功先生亲笔题写。书店营业面积约1500平方米，店面敞亮、格调高雅，上架图书总计4万余种。在那里，没有流行的喧嚣，但绝对闻得到书香，浓郁的书香。

那日，刚得知陈丹青出版了《退步集续编》，走进涵芬楼，就已看到咖啡色封面的这本书在书架上等着我了。真的是欣喜。

这部续编分五个部分，而“岁阑闲谈”则是五个部分之外单独的一篇，也是卷首的一篇。

我喜欢读陈丹青的访谈，跳跃感强，智慧中夹着不少的调皮与狡黠，读着生动，愉悦而满足。他说，“他厌恶所有类型的一本正经，”那是当然，惟有卸下面具，人才回到最轻松的自然态，目光才会平视地观察周遭的一切。

有了这种平视，挂着知识分子头衔的他，才会悲悯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艰难，而没有高其一等的优越感和救世感。在中国，知识分子最可怕的是将己看高一等，俯视众生。在那样的高姿态下诞生的智囊，肯定是缺乏建设性的，更别奢望会惠及普罗大众。

有了这种平视，陈先生才会冷静地思考“骄傲与劫难”的主题。但是，这种冷静在我们的几大高等学府中又有多少，形式化的骄傲总是实质性劫难的开始呀，当吃着老本的骄傲耗尽，留下的恐怕只有空洞，那可真是大大的悲哀呢！

有了这种平视，他才会不齿那些新权贵忘记成长磨难，转而磨难身后年轻人的做法。古人早就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权下受难、权上难人的事情仍然屡见不鲜，这究竟是民族的劣根性，还是制度或时代的特殊产物？我宁愿相信是后者，还可更改。

陈先生看得到“人心大坏、形势大好”，他也认识到“中国不能穷、中国不能乱”，但他还是会主动去愤怒，去唐·吉珂德般地冲向制度的风车，找出丑陋的缺陷，吁请更理想的状态。

在这个追求物质的时代，发展总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目标，特别是对后进国家而言；但是，发展一定就是一个优于诚信的社会目标吗？换句话说，发展值得以全社会的失信来做代价吗？失去了互信，发展的又是什么？

“服从？不！领导？不！决不！”，这是萨特的清醒，也是陈丹青的清醒，却还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醒。中国的知识分子太习惯于依附某种外在的力量，而无法自我独立，所以，在中国，哪里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该是只要自由的：思考的自由，创造的自由，有承担的自由，当然，也是没有掠夺与伤害的自由！

我在，我愤怒，我高兴，因为我没有麻木，我还有温暖的理想。读着《退步集续编》，向陈丹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