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听说，一些权威人士在讲超女比赛恶俗。日前，又在网上惊现一条消息，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明确表示，超女比赛毒害青少年。这可不得了，如果说权威人士的恶评，只当是同行相轻；那“毒害”二字从相当于国会议员的人口中说出，可真是上了层次。

    说实话，虽然对超女比赛没有达到痴迷的地步，但我也是挺爱看这个节目的。抛开比赛用手机短信从超迷身上过度扒分的“恶行”，也不讲节目组为渲染气氛而制造的过分煽情，我还是从结果的悬念、选手的努力以及流露的真情中，得到许多心理的满足与快乐。

    其实，超女比赛不过就是一次商业平台上的平民快乐。海选时，不管真实还是做秀，场上与场下都有各自的快乐；淘汰赛的过程，短信“民主”与评委决断的直接碰撞，观者在好恶之下立场之上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满意也好失望也罢，内心都有过某种激荡。

    我们已经习惯于限制与自律，习惯于将一切纳入单一的体制下，用一种声音解说同一个概念。所以，当个性鲜明地凸现在面前，受到喧嚣的喝彩，即便与体制的运作无关，也因其匕露的锋芒，让原有的习惯者因不习惯而感到不自在了。于是，或为了自身的利益，或为了彰显卫道士的职责，谴责之声在喧嚣过后日渐张扬。

    本来，对任何事物有褒有贬也是极自然的事情。可是，如果把批评演化为上纲上线的夸大举动，就不免让人生出对十年文革某些行径的联想及鄙视。

    循因说果，是批评该有的态度。但是，如果人为地加果于因，或是把他因之果嫁接过来说事，就是以偏概全，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了。

    “毒害”二字重了，或许，是说话的人需要排毒了，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