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风格的前世今生(一)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海派绘画，被认为是海派文化的源头。

便览中国绘画史，从没有由买家口味、世俗民情决定画风的。即使迫于生计肯卖画的画家，也不愿附庸流俗。但是，上海开埠后，由于它不久就成为国内最大商业中心和世界金融重镇，为适应新型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一个完全新型的画派诞生了。它面向市场，倡导市民化和通俗化，所以被许多传统卫道士不无轻蔑地称为海派。不过，海派绘画的生命力实在是太旺盛了，它清新明丽、雅俗共赏的新画风被越来越多人喜爱，绘画市场上竟然一时洛阳纸贵，中国画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商品化批量生产的局面。这一画派的代表人物有任颐、吴昌硕、和后来的张大千等。

海派风格对京剧的发展也功不可没。北京观众原称京剧为“二黄”、“皮黄”或“乱弹”，是上海观众最早将其定名曰“京剧”，首见于1876年2月7日《申报》上的《图绘伶伦》一文。清朝灭亡和北洋政府垮台的两次社会大变动，曾使北京京剧伶界陷入巨大困难，许多名角都生计艰难。丁秉餑先生在《菊坛旧闻录》中写道：“北平繁华一落千丈，堂会大见减少，名伶们赚钱，只有靠出门跑外码头了……名伶去一次天津，能吃半年，去一次上海，能吃一年”。那时京伶不仅“最想到上海演戏”，而且还认为：“到上海唱红了，才算真红。”

上海不单给京剧很大的生存空间，还影响着京剧的艺术面貌以至艺术性质。梅兰芳是最敏感的北京演员。他在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深深意识到“上海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回到北京不久，他就启动了新戏的编演。梅兰芳的新戏，从装扮上说，有传统服装、时装、新式古装三类。收获最大的是1915年起创演的新式古装戏，欧阳予倩先生说它成为“京戏里一个大波澜”。“梅派”之称即由此起，并最先见诸上海报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十九世纪末的上海，报纸上一种新兴的颇具本土特色的绘画形式的诞生，也被看作“海派文化”的起点。

一八八四年五月，上海《申报》的订户发现，送来的报纸间还夹着一本薄薄的画册，八页，封面为彩色纸，上面写着《点石斋画报》，内容有图有文，以图为主。从此，上海进入短暂的“新闻图画”时代，一直延续了十四年，直到一八九八年《点石斋画报》停刊为止。

那时，西方现代新闻纸刚刚传入中国，但照相业仍不成气候，新闻摄影尚不能为报纸采用，以记录时事风俗的画报便应运而生。在主笔吴友如带领下，《点石斋画报》把社会热点，风俗民情以及火车轮船，声光电化一一收入画中，将西方绘画的写真精神与中国古籍绣像及民间木版年画的布局造型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为中西美术的互渗做出了尝试。而这种尝试，正是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精神内涵。

《点石斋画报》这本厚厚的“画史”折射出旧上海在中西文化撞击下迸发的种种火花，让我们看到当时充满殖民色彩的社会风貌，“海派文化”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并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在当时，作为新技术成果的电影非常风靡，与好莱坞同步上映的影片，让Jean Harlow、Greta Garbo、Vivien Leigh等荧幕女神成为了上海女性衣着与化妆的潮流指南，张爱玲那句“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是对当时上海时髦方式的直接注释。

同时，海派文化中的精髓——推陈出新的本质也得到了体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的上海女性“去时装公司买衣服”，通常是指买了衣料再请那里的裁缝加工定做一件衣服，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原型的外国时装，往往被掺入了大量个性与本土化的修改。

要说服装里中西合璧成功的典范，那绝对是旗袍，因为上海女人将旗袍从满清的遗物中发掘出来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旗袍的前身是满族旗人女服，袍身和袖子都很宽大，一统到底，袍长可掩足。而上海师傅是将西方的元素如打裥、收腰、装垫肩等一一注入进去，期间并经过几度改良，才让这件旗人女服摆脱了传统女装不注重人体线条美的迂腐陈章，进入时装的行列。

而旗袍的魅力，丝袜和高跟鞋是功不可没的。丝袜是地道的舶来品，民国初年，上海只有先施、永安两大公司有售，每双1元，分黑白两色。高跟鞋也是在这时登陆，并迅速流传开了。正是在丝袜的暧昧透明和高跟鞋的三寸婀娜配衬下，才让旗袍真正成为曼妙的性感东方，所以说旗袍浸透着中西合璧的智慧结晶。

对西餐的改革，也体现了海派文化的内涵，“番菜馆”的诞生便是典型的中西合璧，从字面上看，“番”的意思是“番邦”，即指外国或外族，西餐与番菜虽然同源同流，却并不相同。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在1882年由广东人开设的“一品香”。

番菜馆的格局和装饰基本上全部都是西式的，例如墙壁上挂的是欧洲的古典名画，就餐的桌子是西式的方桌或长桌，就餐的方式也是西式的分食制。但菜肴却是中西融合的，加入中国菜常用的原料和烹饪方法，连菜单都用清一色中文，例如“金必都汤”、“腌列煎蛋”等，易记易讲，让客人不必绕着舌头说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