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猪饲料地

“猪饲料地”不同于“自留地”，它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见证。

自留地自高级社开始断断续续延续到现在，它是社员们自己拥有支配权的土地，甚至可以说是“封建残余”。它之所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还继续存在，说明了这自留地的政策很得农民喜欢，看来我们对于封建社会的遗产还是得“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不能一概而论。

自从高级社以来，养猪养牛都是集体的事了，于是有了专职的饲养员，我就在生产队里干过饲养员，同邻居王大哥一同伺候着10多头猪和四五头牛。

在三年生活困难时期，我们生产队饲养处里的猪就很难养下去了。人都吃不上饭，谁还管那些猪啊牛啊的？但是作为一个生产队，喂牛养猪是必须的，“种地不上粪，不如瞎胡混”，不养猪就不能多积肥！

于是，根据国家政策，生产队里的猪就可以寄养在社员户家里，也就是把生产队里的猪分散给社员户养着。既然让社员养猪，就得发给猪饲料，生产队仓库里没有粮食，就分给社员一点零星地，于是“猪饲料地”应运而生。

1962年经济好转以后，寄养在社员家里的猪又收回到饲养处里统一喂养，但是为了鼓励社员个人养猪，生产队里继续分给养猪户“猪饲料地”，并且按养猪的头数计算（母猪生的小猪仔不在内）。不养猪的社员户就没有猪饲料地，经济上肯定不划算，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

有的生产队不分“猪饲料地”，但是分“猪饲料粮”。这“猪饲料粮”就在社员往来手册上明明白白的写着，不在社员的口粮之列。当然这“猪饲料粮”不是好粮食，都是些在社场里作摆不干净的干瘪的粮食，只能喂牲口，人不能食用。不过，在三年困难时期另当别论，不可否认有的饲养员有和猪、牛争食的现象，甚至有把饲料粮偷回家的现象。

不管是社员在家里给生产队里代养猪，还是后来的社员给自己养猪，猪饲料分给社员了，但是社员是否把猪饲料喂猪了？还是人吃了？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很难管控的事情。于是生产队长和会计在每年的麦、秋两季分“猪饲料粮”的时候，就会扛着大称挨家挨户把每家的猪都称一遍，按猪实际增长的斤数分成不同等级发给不同数量的“猪饲料粮”，也是个比较实用的办法。

我们在某些文艺作品里有时看到有“瞒产私分”的内容，其实这“瞒产”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在庄稼收割之前，公社干部就带着全公社的大队长对各生产队的庄稼进行了“估产”，这产量生产队长能瞒得住吗？“私分”也不可能，因为生产队里分三斤菠菜二斤葱都要记账，何况粮食呢？但是不是多分了“猪饲料粮”则很难把控，我知道有些很差的“猪饲料粮”是不记账的。

人民公社时的麦秋两季，生产队首先要完成国家的“公购粮”，才能分给社员口粮和“猪饲料粮”。只要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生产队有权利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还叫“私分”吗？这些名词就和“资本主义尾巴”一样，都是被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干部们挖空心思地创造出来的。像电视剧《老农民》那样，社员们躲在地窖里过年吃肉包子的镜头，不知道导演是怎么想出来的。

扯远了，这“猪饲料地”随着生产队的解体，自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自留地是国家政策规定的，“猪饲料地”可是灵活执行的，可有可无的，再说现在社员户自己养猪的现象被以“治污”名义基本取缔了，还有什么“猪饲料地”？但是在1982年分地的时候分了就是分了，也没有人去干预，所以个别村里还有“猪饲料地”这个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