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是老百姓的理念；“天、地、君、亲、师”是人们最须尊崇的，这是老辈人的传统。

       我喜欢读书，看到比我大两岁半的四哥去上学就眼馋。那时候，学校早晨起来吹洋号，不管五冬六夏，学生们只要听到号声，就会从被窝里爬起来到学校跑早操，跑完了操再回来吃早饭。于是，我也跟着四哥去学校南边的那座“王坟”顶上（学校操场），排在队伍的末尾一块跑。直到天亮了，老师发现队伍里多了个“小不点”，想把我拉出来，我是一拉一“拽悠”，继续跟着跑。一而再，再而三，老师见我喜欢上学，就和在村里任“文委”的我父亲商量，破格让我提前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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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史小学的大门）

    1958年8月，我成了大史小学的一名正式学生。由于我的生日是10月份，农村有“去两岁”的习惯，所以家里人都说我提前两年上了学。可我参加工作填档案的时候，算来算去，只提前了一年。

从日本侵华时期，村里废除私塾，开办新学堂。校址在村中间的大庙里，不过新学堂由于局势混乱，时办时停。1951年迁到“地主”家的四合院里，北屋、东屋、西屋为教室，南屋是老师办公室兼校长起居室。

       村里的小学是初小，四年级和一年级都在北屋里，叫“复式班”。上课的时候，老师先给四年级布置作业，让他们自学，再给我们讲课。记得毕乐德老师和杨秉恕老师都给我们复式班上过课。

       毕乐德老师，王村公社万家庄人，原来的私塾先生，他在我的印象中不深，可能一两年就调走了吧。

       杨秉恕老师，王村公社王村人，公办老师，大史小学校长，在我们村里待了很多年，我们兄弟几个都是杨老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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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史社区里的文冠果树）

       那时候没有自行车，杨老师就住在我们学校的南屋里，师母带着几个孩子都跟着杨老师一块住。其中杨先锋、杨先进比我小不了多少，也在大史小学读书。后来我教高中的时候，恰好他们的孩子杨谦就在我班里。记得他妈来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和他妈聊起了在大史小学的事情，对杨先锋、杨先进的乳名我是脱口而出，他妈听后哈哈地笑了起来。

       杨老师为人谦和，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一位慈祥的父亲。记得学校里有一棵老酸枣树，每年都结很多酸枣，让人馋得流口水。平时杨老师教育学生不要爬树摘酸枣，以免发生危险。等着酸枣熟了，杨老师让四年级的大同学用竹竿去打酸枣，然后捡拾起来放在水桶里。放学的时候，杨老师让我们排好队，给每个学生分一茶碗子酸枣，带回家去和父母一块品尝。

       杨老师和社员们相处得很融洽。他的毛笔字写得好，谁家有公事或盖屋安门上梁，都会请杨老师写对联。有的家长做了好饭菜，还会让孩子带一点给杨老师尝尝。记得在杨老师盖屋的时候，我和二哥、父亲都是瓦工，四哥是石匠，还有村里的其他石匠和瓦匠，都去和杨老师帮忙盖屋。大约忙了十来天吧，我们家只有父亲拿了工钱交生产队买工分，我们兄弟三个都不要工钱，杨老师很是感激。

       杨老师家里还有个发丧盖棺材用的“大罩”。村里有老人去世了，需要用大罩的，都是杨老师跟着，帮着乡亲们捆绑好。这大罩很重，需要16个壮劳力才抬得动。起灵之后，大罩不能落地，如果路远途中需要休息，要用专门的木棍撑起来。

       杨老师后来去了王村教委（教育组）任会计，退休后在王村工商所帮忙。改革开放后，四哥的屠宰专业户手续就是杨老师帮助办理的。

       毕乐德老师调走后，只有杨老师是公办老师，其余的老师都是村里记工分的民办老师。其中毕兰芳老师教过我的音乐课，她教的“南风徐溜溜吹，吹到了南山堆”至今我还会唱，只是歌名忘记了，歌词也唱不全了，那个调儿还能哼哼下来。

       何厚恩老师是1961年初中毕业后到学校任民办教师的，我的四年级数学就是何老师教的。初中生在当时可是“高学历”，因为其他民办老师都是小学毕业。何老师声音不高，讲课认真仔细。后来，何老师去杨古联中当校长，还干过王村中心学校校长、王村教委副主任等职。可惜退休没几年就因故去世了，令人惋惜。

       由于解放前，穷苦人家念不起书，特别是女孩子很少有上学读书的，所以我们班的女同学有比我大三五岁的。我们班在北屋、西屋、东屋里都待过，四年级时在东屋里，一共有28名同学。可惜，在1962年考高小的时候，只考上了14名同学，有一半同学被刷了下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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