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牺牲与审美（《军事审美学简论》修订版）

第二讲 从周杰伦的《止战之殇》说起

牺牲准备:军人的审美意识

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听过周杰伦的《止战之殇》，这是一首封神之作。歌词是方文山的一首诗，从孩子的视角去观察战争，审视战争。孩子看到了什么呢？请看以下几个意象：世界万物像纸一样轻薄，全村的人静静地看着战火开始燃烧，麦田已倒向战车经过的方向，硝烟四起，农夫终于拿起枪出发了。而孩子们心里想的，却是第二天醒来，有没有面包当早餐，能不能喝上一碗热汤；院子是否还有秋千可以荡，口袋里是否还有剩下的糖。虽然从头到尾，没有正义与邪恶的说教，也没有战争与和平的宏大演说，但是你会震撼，你知道歌曲呼唤的是和平，是对生命的珍惜。

战火起兮死神忙，硝烟弥漫兮何处觅故乡，安得猛士兮止战之殇！读者朋友可能会问，你给我们讲这些，与军旅美学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这就是我要讨论的军人的审美意识。

【牺牲准备：军人的审美意识】军人以牺牲准备为自己的审美意识，牺牲准备的最高价值取向：一是勇于为祖国、为人民献身，不惜牺牲生命；二是时刻准备好牺牲，保持强大慑战能力，达到止战，实现和平。牺牲肉体是手段，实现和平是目标。这是残酷的选择，充满了美的张力，是军旅牺牲的最高审美境界。当然，军人并非天生的，军人的牺牲精神也不是固有的。牺牲准备的审美意识来源于严格训导和管制的军旅生活。踏上军旅生涯的人，必须经受严厉苛刻的日常规范和军事训练。但是，经受了这些规范和训练，并不等于获取了军人资格的证明。因为规范和训导还是外在的约束，只有在心理上具备了牺牲精神，把规范和培训转化为内在的追求，达到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激发、锻炼和吸收那些在战争中话动的力量，把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战争论》第一卷，第292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才有资格讲出自己军人的身份。把自己的实践升华为对自身价值、本质力量、生命意义的肯定形式，才能从审美上把握规范、纪律、训导、划一等刻板枯燥的军旅生涯，从而树立起牺牲准备的审美意识。

直面死亡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军人必须树立牺牲准备审美意识。死神的迟早来临使得人类加重了对生命不可重复的悲剧性感受：生命只有一个终点，每个人手里握的都是一张单程票。于是，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中都出现了追求长生不老、轮回转世的学说，死亡禁忌深深地潜藏于各民族的心理和文化之中，并且形成了各自的哲学和美学。但恰恰在这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背景中，容忍并滋长了蔑视死亡的军人审美意识。军人如同尼采心目中的走索者，是“以危险为职业”的，军人的特殊职业规定了军人必须直面死亡，必须以超越的情感对待生命，以及对生与死持特殊的审美价值取向，并且时时刻刻以牺牲为人生的第一准备。战争对生命的存在是种巨大的否定力量，它要求军人必须具备敢于否定自身生命的勇气，必须养成服从、忠诚和牺牲的美德，以达到整体的强大和胜利。军人生命的美学价值就在于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把砍头看成“风吹帽”，至多留下一个“碗大的疤”，即便牺牲了，也要“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军旅造就了特殊的人生体验，特殊的审美意识：牺牲准备。军人时刻以牺牲准备为美，以畏惧牺牲为耻。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中阵亡的人，神人共敬。”（《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这种对军人牺牲的崇拜，完全违背了人类正常的规避死亡的哲学，它随着战争来到人间，同样存在于各民族的心理和文化之中。中国古人最推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美德。军事家吴起说：“出师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吴子兵法。论将》）。

著名文学家屈原的《国殇》，无疑就是对牺性崇拜的颂歌:“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楚辞选注》第55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马克思从少年时代就崇拜普罗米修斯，称之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马克思《博士论文》序，第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在中学毕业作文《背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马克思表达了他对于壮烈献身的向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任何沉重的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他们得到的将不是一点点可怜的自私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显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马克思传》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的这段话，影响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其军队的人生道德规范。毛泽东主席强调指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88页）。英勇牺牲就是一种“继续战斗”的形式。给刘胡兰烈士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为真理而献身的气魄。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中赞叹过古代北欧的英雄们对待牺牲的态度，说：“他们觉得不战死便是一种耻辱和不幸；如果自然死亡即将来临，他们就用刀割伤自己的身体，这样沃丁（古代北欧神话中的主神）就会把他们当作战死的勇士来接待。行将就木的老国王们，让别人把他们放到船止，把船推下水，张起帆，然后用火点燃船。船进了海里，便燃烧起熊熊大火，就这样算是在天上和海里埋葬了老英雄！”（《英雄和英雄崇拜》第51--52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古代北欧人的这种牺牲崇拜并不是偶发性的或地区性的，我们可以从各个民族史前文化中找到普遍的人类“视死如归”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英雄史诗》一节中曾经探讨过。在史诗之外的民间故事里，也大量存在对捐献生命行为的领歌。例如俄罗斯民间流传的丹柯的故事:传说很早很早以前，有一族人被外来的另一族人赶进了莽莽森林之中。林中古树参天，阴暗绝路，泥沼散发着恶臭。人们绝望了，哀号着。这时，丹柯挺身而出，鼓起大家的勇气，带着大伙儿向前摸索。可是，森林好像一个神秘的罗网，找不到出去的道路。人们饥渴难耐，疲惫不堪，有人埋怨丹柯，甚至有人要处死他。丹柯虽然很气愤，但一颗善良诚挚的心主导着他，他毅然撕开自己的胸膛，将心掏出来点燃，高高擎起，给人们照亮道路，高呼：“我们向前进。”众人跟着那颗燃烧的心，冲出森林，终于找到一块阳光灿烂的大草原，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丹柯倒下了,但他的那颗心还在燃烧！

燃烧自己的心为他人照明，这种普遍存在的蔑视死亡、崇尚牺牲的文化现象可以在各民族的早期文化里找到原型，它是由原始人的思维模式和生命一体化观念所决定的。人类童年的思维模式受“万物有灵论”的控制。在他们的经验中，生命死亡的形式比生命诞生的形式复杂而又多变，如此的不可预料。因而他们相信生命的死亡并非固定如此的自然结局，而是某种超自然力量干预的结果。肉体的死亡并非生命意义的完结，死者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复活，尘世肉体的死亡只不过意味着生命过程遵从神灵的安排转移了一种存在方式而已。这就使得他们摆脱了“死亡忍惧”的困扰，义无反顾地冲杀在疆场上。此外，生命一体化的观念也是导致原始的牺牲崇拜现象的重要文化机制。在他们看来，祖先便是神灵，祖先的生命在亲子身上延续，父子生命是相通相溶的，因而只要后嗣繁盛，烟火不断，那么个体的死亡便不仅不可怕，而且可能会成为一种光荣。这种原始的观念竟然一直顽强地延续到封建社会，在中国儒家文化中，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常规范。可见原始的生命一体化情感是多么强烈，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论述的那样：“对生命的不可毁灭的统一性的感情是如此强烈， 如此不可动摇，以致到了否定和蔑视死亡这个事实的地步”（《人论)第10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因而神话和原始宗教断然否定死亡的真实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神话完全可以被解释为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在金字塔的经文里，“死亡”这个词从未出现过，除非是用在否定意义上或者用在敌人身上，唯一的信念就是：死人活着。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必然造就出富于生命冒险精神的英雄。军人的牺牲准备就来源于这样的文化土壤。勇于为公共利益和理想而捐献个体的生命，服从法律和公德，在作为公共目标的国家面前，私人的人格让位于祖国的尊严和崇高，因而牺牲准备作为军人的审美意识，是通过对感性生命的克制和否定而达到情感的超越。确立对军旅事业的热爱、强烈的责任感和无比的自豪感，是军人肯定自身价值、本质力量、生命意义的感知途径。

美学家高尔泰曾经充分肯定生命力蓬蓬勃勃的感性特征及其从过去向未来突进的审美意义，以为自然生命力是美的根源，美的底蕴。同时指出：在顺利的环境中，往往意识不到生命力的存在，只有在它的运行受到阻碍抑制时，生命力才表现出来，而且其表现是同阻碍成正比的。这一思想非常深刻，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在世界各民族心理和文化中既存在死亡禁忌，又崇拜牺牲，并且无论在哲学上还是美学上后者远远超过前者；在追求长生不老、轮回转世的文化氛围里，竟容忍并且歌颂和肯定牺牲的美学价值。黑格尔说过：“凡是始终都只是肯定的东西，就会始终都没有生命。生命是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美学》第一卷，第12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安宁、健康、长寿，无疑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它昭示着未来、希望和美好，而抗争、伤残、牺牲则昭示着悲壮、再生和永恒，同样也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敌人越是凶险，胜利便越光荣，牺牲的价值也就越崇高。席勒在《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提出，“只有在暴力的状态中、在斗争中，我们才能保持住我们的道德本性的最高意识，而最高度的道德快感总有痛苦伴随着”（《美学基本原理》第1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2版）。

军人生命的美学价值，正体现在抗争、伤残和牺牲之中，即是一种悲壮的崇高美。牺牲准备所表达的涵义，就是军人对生命美学价值的自觉意识，对军旅生活所独具的悲壮的崇高美的自觉把握，从而以一种豁达慷慨的胸怀面对死亡，准备牺牲，实现自身的价值。人们赞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钦佩火柴燃烧自身、照亮黑暗的牺牲精神，向往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生存方式，甚至对毫无个性、消融于整块钢板之中的小小螺丝钉，也产生深深的敬佩之情，所表达的无非是牺牲崇拜的审美心理。有一首诗非常深刻地写出了人类的这种审美心理：

我爱飞折羽翼的鹰，

我爱垂死被辱的狮子，

我也爱那红照西天的夕阳，

美丽的死去还是美丽的啊，

可敬的死去还是可敬的啊！（林林《我得掌握我自己》载《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第507页，江苏文艺出版1988年12月版）。尽管鹰会被狂风吹折羽翼，狮子会垂死而被辱，夕阳也会被黑夜吞噬，但是拼搏的悲壮、垂死的苍凉却透射出他们崇高的品格和永垂的英灵。对牺牲的崇尚，实际上就是对军人、对英雄的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