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子诗传

伊沙

前不久，《现代生活报》记者王西平在对我的专访中问道：“你在不少诗中写到了妻子和儿子，能谈谈他们吗？”我是如此回答的：“我有一个心愿，这一生给妻子的诗能出一本诗集，给儿子能再出一本，现在看来我将出厚厚的两大本。怎么可能写得少呢？他们是与我朝夕共处的最亲近的人，是最容易激发起我内心诗意和诗情的人——如果不是如此，要么我的生活出了问题，要么我的写作出了问题。如果我在一个诗人的作品中看不到他（她）的亲人、爱人，那么他（她）对人类的所有思考都将是可疑的。感谢上苍，赐予我美好的妻儿！”——此时此刻，我想写写儿子，写写我和他的故事，却发现他早就被写过了，他的点点滴滴已经被我随时随地记录在我十五年来的诗中，他也成了我诗歌的一名不可或缺的小主人公。

在他尚未来到这个世界的很久以前，在我与其母同窗热恋的1988年，我就开始写他了——只不过我把他想象成了女儿，并在一首诗中将其命名为《伊豆》：“你一岁的黄毛/你五岁的小辨儿/你十岁的马尾巴/你二十岁的长发/都在照耀我/如天国的光辉”、 “我是先有你/才有你母亲的”——当时我22岁，生瓜蛋子一个，为什么会这样写？我也不清楚。但到了29岁（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妻子怀孕时我已经很明确了：我想要个女儿，我想要我的伊豆！连原因也搞得很清楚：我的心中有着太多的柔情，我的诗里放不下，惟有生个女儿，方能让我平静！所以，当儿子不请自来时我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他刚生下来的情景，我在2002年写的《为伦伦7岁生日而作》中写到过：“当时我看到/那个胎毛最长/哭声最响的贝贝/像一个小披头士/被做成卡通/玩具的列农/我想：就让他/做我的公子吧/护士朝我走来/果然他就是你”。《儿子的孤独》是我在上个世纪较有影响的作品，记录着儿子半岁时的景象：“半岁的儿子/第一次在大立柜的镜中看见自己/以为是另一个人//一个和他一样高的小人儿/站在他对面……两个小人儿一起跳舞/同声咿呀  然后/伸出各自的小手/相互抚摸、击掌/像是一言为定//我儿子的孤独/普天下独生子的孤独/差不多就是全人类的孤独”——半岁的孤独他浑然不觉，4岁的烦恼却来得具体而真切：“他在幼儿园/打别的小朋友/而被老师骂/罚站墙角//不打吧/别人又会打他//站队站得不好/老师会骂/吃饭吃得太慢/老师也骂//厕所去得太多/老师还骂//总之无论怎样/老师长了嘴/就是要骂人//他说爸爸/我不想再见到老师了/你去把老师杀了”（《儿子4岁烦恼》）——4岁的小男孩可真是无法无天，童言无忌！我在他7岁时怀念着他出生时的景象，我在他14岁这年又想起了他7岁时的样子：“这是街头最常见的景象/一帮老头围着一盘象棋/我远远地盯着他们看/心想：看能否盯出一首诗来//然后我便看见儿子/坐在他们中间/和这条街的老棋王对弈/在围观者七嘴八舌的帮助下/将老棋王杀得无地自容//那是七年前的五一长假/出现在兰州街头的一幕/那一年儿子七岁”（《无题（184）》）——那是他天才般的棋童岁月，那时候来我家做客的中国诗人几乎都无辜地被他拖上棋盘，大部分当了他的手下败将，管你著名不著名！在他13岁那年，我带他去干了一件大事——《带儿子去行割礼》：“香蕉该剥皮了/牛牛该露头了/儿子该成人了/身为一名父亲/我所能做的是/把他带到此刻/如教堂般圣洁的医院/去行一次庄严的割礼/请求自己的好友——/一名主治医生屈尊下驾/再干一把实习生的活儿/割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具有全球化意味/能够出席奥运会/并加入WTO的漂亮阳具/（就像前阵子/艳照上所见的那具）/用片刻的痛苦/换取一生的幸福”——不论他乐意与否幸福也罢，他迄今为止的生命是被他的父亲做了诗传的，谁让他摊上了个诗人父亲（并且有能力将生活与生命写活写好）呢！

    如果将诗当成带有功利色彩的目的，那么爱会使之写好；如果将爱当成带有功利色彩的目的，那么诗会使之更加美好——这是一个伟大的良性循环——当这个循环系统构成的时候，诗与爱双方的功利色彩也便不会滋生，我与儿子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诗爱难分的关系，充满了爱意和诗意：“电视里的巨蟒/吐出了他吞下去的/一个人/人形尚在/人样没了/一只眼——眼珠尚在/一只眼——眼洞没了//我向身边/知识渊博的儿子请教：/‘得花多长时间/人才会被消化成这个样子？’/儿子耐心地回答我说：/‘只需要半个小时’//卧室里的妻说她很喜欢/将耳朵竖成天线来偷听/客厅里的这一对男人对话/真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男人/并提醒我将此记录下来/去做世界上最有趣的诗人”（《无题（50）》）——近水楼台先得月，妻子成了我与儿子日常交流的第一目击证人，如此令其动心的时刻不胜枚举，让她也享受到家庭生活里的浓浓诗意。尽管，我与儿子的关系充满了平等的亲近感，但我也反对以“亲如兄弟”来喻之——甚至于非常讨厌这个说法本身，父子就是父子，兄弟就是兄弟，这是混淆不得的。常言道：子不教，父之过——做父亲是要担负起更多责任的，我的诗里也记录着对他的教育：“在接儿子/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故意将他/领进了一条/我提前走过的/死胡同//我骗他说/‘这是在抄近路’/谁不爱走捷径呢/当他发现/这是一条怎么走/也走不通的死胡同时/便开始埋怨我//是一条/站在胡同尽头/样子凶恶的丧家犬/吓退了他的埋怨/紧紧地牵住我手/安然无恙地撤出来后/他又从中感受到快乐//我这么做/无非是想告诉他/人生行路/莫过如此/但我不会说出来//只想领他走走/然后让他自己去走”（《子不教父之过》）——如此这般的言传身教我自然没有少在儿子身上实施，但由于我对训教诗本身并无好感比较警惕，几乎不写，从诗里看，我似乎更愿意写他对我的教育：“五年前在塔尔寺/面对宗喀巴大师/时龄七岁的他问我/‘爸爸，我想让地球的/水资源省着点儿用/这个愿可不可以许？’/‘当然可以！’/我近乎羞愧地回答”（《想起儿子许的愿》）——貌似他在请教我，其实是他教育了我！我原本对环境及资源保护持有“山上有棵树，是砍了卖钱吃饭，还是留着饿死？”的看法，对将环保当成时髦题材来追逐的诗人也十分反感，但是，是儿子教育了我，包括他那种显然并非出自物质贫乏而养成的节约习惯——真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天然优势，他所在的“90后”（我称之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孩子”），在学做中国人的同时也在学做地球人，我所在的“60后”则完全没有受过后一种教育，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成了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的“土鳖”！就这样，我们父子俩，《相互教育》着：“厨房里有窝小黑蚁/当灶台上遗留一点/西瓜汁或鸡蛋黄时/它们就会爬出来围拢来/儿子就会快乐地跑去看//我又想教育他了/脑子里想着‘放生’一词/我说：‘儿子/你把它们挪到院子里去吧/让它们在大自然里玩’//‘不妥！’儿子主意很定地说/‘它们已经在咱家安了家/你把它们赶出去/它们会死的’我想了想——也是”。

    相互教育，共同成长，我和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