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好李勋阳

伊沙

上世纪的时候，有好心人提醒过我：你自己搞得有声有色风风火火，能否在自己的学生里头培养出一两个诗人来？我自知无能为力，便随口搪塞道：诗人是“培养”不出来的。很久没人再问我了，因为世纪一跨，我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富有的文学教师，名下拥有“四大弟子”，他们是：李勋阳、李异、叠水、张紧上房。

与那些教外随我习诗（有的是偷学——有的是偷学完了还要骂我的娘）的“野徒弟”不同，他们都是这个国家死硬的高考招生制度选派到我面前来的法定的学生，是我被迫接受的“关门弟子”。即便如此，我为他们做的其实不多，课讲得再好也是讲给所有人的，就看谁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最得意的一笔是：除了学法语的张紧上房，其他三人都是我写作课上的作文尖子，我在一堆作文中挑出他们来，让他们在课堂上当众诵读，说明我人不老来眼不花。接踵而来的应该归于缘分，因为不是随便哪个学生敢于站到我这个上完课掉头就走的毫无亲和力的老师的面前说：老师，我想请你吃个饭——这么做的是来自海南岛的李异，他约来了张紧上房和叠水。到了下个月，我再回请他们，之后便形成了每月吃顿饭的默契——师生之约不在饭而在诗。在此前后，他们自己摸到“诗江湖”这个真正的诗歌课堂上来了。

饭局上不见李勋阳：他因为比那三个高一级，平时也不在一块玩，再加上很快就毕业了。在校时我对他人所留下的唯一印象便是：他来办公室问我要过一本签过名的《我的英雄》。一个喜欢跟学生交流的同事比我更清楚地记得他，称其为“怪怂”（西安话：“怪人”之意），喜欢提些古怪的问题。能够记得他的还不止这一位，都说其“怪”——我自然不会大惊小怪，在中国的学院里（无论几流都一样），如果一个学生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丧失个性化并有着向所学专业的深层次发展下去的势头，他不被当作“怪怂”才怪呢！刚认识不久他就毕业了，带走了他的“怪”，去到云南丽江的一所学院里做了一名教师，之后我们更多的交流是在“诗江湖”这个“大诗吧”里，真正见面是他借寒暑假回陕西去看商州的父母途经西安来看看我，见面时总是我说得多他听得多，没有太多表达自己的机会。以至于我真正对他有所认识已经到了2007年的夏天，我们一起去香格里拉参加了第10届亚洲诗人大会，加上前后几日在丽江的滞留，算是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对他才算有了一个直观而完整的印象——与我过去的印象竟是完全不同：勋阳好玩，勋阳在玩，玩得挺开，甚至于玩得太开了，都私自玩到国境线那边去了——以至于让我从云南回来后在一首赠他的诗中忍不住发出严重的劝告：

当心被边防战士

一枪撂倒

丢了小命

况且如你所说

缅甸那边

也没啥好玩的

     除了偶尔做点出格事，勋阳活得很健康——我所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来都是从写作上考虑的：寒暑假做个貌似时尚小资（他经常大骂时尚小资）的背包客，游遍云南的各处美景（连呼当地一位土司级的代言诗人写得不准），有课的日子除了上课便是一心扑在写作上，写诗也写小说。我在今天的学生面前公开讲：迄今为止，我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成果标志便是这“四大弟子”，不是我“培养”了他们，而是我的运气好，赶上了这一小拨人。但这还远远不是最后的总结，到我60岁退休的那一天，还说得起这句话（并且是在更大的一个场合）吗？这就得看他们四位在今后的努力了！或者还有后来居上者加入其中？仅凭这功利的一点，没有人比我更关心他们的写作状况的了。在我看来，与初露锋芒时悟性与才气更显重要不同，随着他们走入社会开始在庸常的世俗生活中安身立命，生活方式以及随之渐趋稳定的价值观，将在写作之中发挥更加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一句话：写得久比写得好更为重要！一句真实而残酷的话：十年以后（也许更快），有些人都不写了，还何谈好不好呢？今天这么一点有限的好能够被人在十年后记起来吗？别跟自己开玩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我的“四大弟子”之中，我在我能够关注到的“80后一代”的青年诗人之中，我更看好李勋阳。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了，和我一样，他是试图活在文学的世界里或者说是将自己的生活文学化的人，活着便是写着，写着便是活着，对世俗生活拿得起放得下，保持着一种十分恰当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周围的知识和信息，时刻保持着对于文学问题的思考，专注于写：小说写作是对写作日常化状态的确保，诗歌是灵魂和灵性。我在证明了诗与小说可以一举兼得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比喻：文学是草原，诗歌是帐篷，小说是房子。

勋阳有帐篷也有房子，便会更长久地守护住他的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