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现在，我最大的冲动不是急于找个地方住

 

尽管，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愚钝的呆头呆脑的“山里人”了，但还能够意识到：如果我再在这儿赖下去的话，那就是不要脸了！

事实是我连一分钟都没有等到，便拔腿而去……

连方向都没有搞清，连北都没有找着，只想着尽快地离开此地，从体育馆的旁侧穿出去，走到一条大路上，朝着灯火通明的前方走去……

此时此刻，我眼中的这座灯红酒绿但却异常冷漠的城市已经不是我四年前离开三年整没来的北京了，已经不是与我的大学、青春、理想、爱情、友谊紧密相连的北京了！它忽然变得什么都不是了！

没头没脑地向前走着，我扪心自问道：难道我仅仅是因为投宿未果而变得如此失落吗？从一家星级酒店的门前走过，又走过一家地下旅馆的门口，我发现这是一个压根儿就不存在的狗屁问题！伸手摸一摸兜里的钱，我是想怎么住也都住得起——来之前母亲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就是怕她到美国去了两个月的老头子一回国住不惯，特意叮嘱我要订一家星级酒店，要让父亲住得舒服！所以，这绝对不是有地儿住没地儿住的问题，是我忽然间发现：我回到北京没朋友！无故人！落得如此下场皆因为我对自己“最好的朋友”——对我的“拜把子兄弟”无条件的信任所致，我被他的突然变冷闪了腰，闪得有点岔气！现在，我最大的冲动不是急于找个地方住，而是想见到一个老朋友：我是在这儿读的大学，当年的同学一大堆，关系好的也有好几个，随便打个电话就能见面，只是考虑到他们现在已是结婚成家的人了，这么晚打搅人家不合适……当我突然看到一家小卖部有公用电话时，竟像疯子一样扑向了它，拨打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拨的是记忆中存有的党帆的呼机号。

我呼了一遍，然后掏出一支烟点上，站在旁边等。

三分钟后，回过来了，一听是我，党帆竟在电话中欢呼起来！

“是你呀！大哥！你来了，太好了！你现在在哪儿呢？咱们马上见面！”

“我在……首体附近。”

“首体附近？首都体育馆吗？”

“是。”

“你跑首体干吗去……噢！明白了！看演出呢吧？是不是去看汉唐他们演出去了？！”

“是。”

“操！我现在就在首体附近，也是刚看完这台演出呀！刚离开体育馆……大哥，我现在是在首体的西边，你在哪个方向？”

“我搞不清楚我是在哪个方向……”

“干脆这么着，咱俩都回到首体正门——在那儿见面！不见不散！”

撂下电话，照他说的，我沿路返回，走回到首体去，未到首体正门时便远远看见夜幕下站着一个黑影——当我判断出这是党帆时，真是如见亲人！与此同时，他也看见了我，连蹦带跳地过来，跟我来了一个热烈的熊抱！

“汉唐呢？”他问我，“你们……没在一块呀？”

我敷衍着：“他忙，演出完还有应酬——人家现在是……大歌星了嘛！”

“对对对！大歌星了……大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儿中午。”

“干吗来了？”

“来接我父亲——他明晚从美国飞回来。”

“你现在住哪儿？瞧我问的——你肯定是住汉唐家了。”

“没有，没地儿住……你看，我住你那儿行吗？”

“操！那有什么不行的——只要你不嫌弃我那个狗窝！走走走，咱们打个车就去！”

说着，他向着大路招手打车。

 

党帆：大哥！记住我的话：咱们永远是朋友

 

要搁平时，我才不会打车呢（一个连饭都快没的吃的人还打什么车呀），但这不是朋友来了嘛，把自个儿脸打肿也得充这个胖子呀！

车越往前开，罗马越惊讶：“操！你怎么也住在这一带？这可是我们仨当年经常出没的地盘……莫不会就住在漏斗村吧？”

“想住来着——可漏斗村已经被拆了，去年夏天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汉唐不认咱嘛！把我丢在一个地下旅馆中就再不管了，旅馆我哪住得起呀？赶紧出来找地儿住，也不知道该上哪去找，脑子里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你在文章中写过你们仨当年曾在这一带的漏斗村租农民房住过，我就找过来了……一转眼，竟然在这儿住了有一年了。”

车到地方了，我把罗马领进村子、院子、屋子，当诗人一步走进我那家徒四壁的小屋中时，忽然悲从中来大发感慨：“别人都说我跟你们唱歌的命中有缘——先是汉唐后是你——有什么缘啊？我们的缘分只能保留在你们住这种房子的时候……”

我不知道罗马和汉唐见面时发生了什么（显然发生了一点什么），再怎么人家也是兄弟，我不好冒然多问，只是说：“大哥，你把行李放下，咱们到街边的小饭馆去喝一杯。”

由于兜里极度空虚（都是这场恶贵的演出给看的），所以，即使这个“喝一杯”的提议我都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提出来的。

到了饭馆，连干几杯二锅头，点上一支烟，罗马才将他今天中午到达北京后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他并没有指责汉唐的意思，用的是一种充满自嘲自谑的逗闷子的口气，就像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农民进城的故事……

到了这会儿，我才敢于说话：“大哥，你现在相信我回家过年时跟你说的了吧？这人啊，是会变的，他这人属于变得比较快的……”

罗马有些黯然地说：“变得是有点快……瞧得我直眼晕！”

我说：“大哥你别太难过！这一年呆下来，我虽说还没打进这个音乐圈，但也接触过不少圈子里的人了，他们说起你的这位兄弟，评价都比较一致：自私自利，不讲义气，冷酷无情，属于不可交之人……由此可见，他对谁都这样。”

罗马说：“不说他了，好歹他是我的兄弟——至少目前还是。”

我还想说句什么，话到嘴边，但还是识趣地咽了回去……

我俩一直喝到深夜，然后大醉而归。

最后还是罗马结的账——我把脸打肿也充不起胖子了。

回到我的小屋，已经吐了一路的诗人，仰面躺在我的小床上，断断续续说了一番话：“小……党！你……记住啊！咱……咱俩……现在……是朋友！等你……日后……成了名，咱……咱们……就不是朋友了，别说……你会对我怎么样，我……我都会……躲……躲你远远的！你……你们……这些唱歌的，都他妈……是戏子！素质……狗日的……太低！灵魂……狗日的……太卑贱！是经不住……名……名利考验的！不就是……成了个……名吗？名……是个什么……狗屁玩意！”

我想：这才是他今晚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让我颇感震惊的是：原来这位诗人骨子里头根本瞧不起我们这些唱歌的！

第二天上午，我俩在同一张小床上一觉醒来，饥肠辘辘，一起到村口吃早点，吃完之后，罗马用公话给他的一位关系很铁的大学同学打了一个电话——半小时后，这位在公安局当科长的仪表堂堂的同学便开着一辆桑塔纳来接他了。

临走，他还塞给我三百块钱——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我把他送到车上，紧紧握住他的手，有些动情地说：“大哥！记住我的话：咱们永远是朋友！”

 

罗马：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北京在向我招手……

 

我顺利接到了父亲，顺利返回了长安……但这注定将是一次我在事后不愿回首更不愿跟人提起的旅行，很希望它不曾发生过。

母亲身患绝症势必将改变我的生活，它所激起的我的第一个行动是：毅然决然一刻不等地从基地辞职了——向我的顶头上司并有过四载床第之欢的女人辞职，真是一件太过刺激的事！好在她也快调走了——调到她丈夫所在的军区下属的单位去。没有正式调动工作的任何可能，我便拿着报纸去一些单位应聘，两个月后，进了一家新成立的《都市晚报》社，做了一名文体记者——我看上它的是工资奖金不低，以长安城里的收入水平来说，甚至可以算作“高薪”了。刚刚上岗，急于做出成绩，我为报纸做了一个好策划：想通过自己的私交约请著名歌星汉唐写一篇长篇自传（歌星写自传正是时下一大热），可以一边写一边在我报连载，最终由我报与出版社合作出书……为此，我克服了北京见面后的别扭心理，主动打去电话向他约稿，又没想到的是：他连一秒钟都未加考虑便一口回绝了——连婉拒都不是，是回绝！这回我没客气，立马反唇相讥：“好！你丫牛B！那就自个儿牛B着吧！我等着看你究竟会有多牛B！”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

到了这时候，我对此人和所谓“兄弟之情”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

时间过得飞快。

重返城市我发现：城中的时间比山中的时间要快得多，不经过。

一晃又是两年过去！

在此两年中，我的生活急剧地发生着变化：我结婚了，并用最快的速度做了父亲——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母亲，随着病情日益加重，母亲已知道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向我表达了想抱孙子的愿望，我便和她亲自介绍来的她的一位老同事兼好朋友的女儿结了婚，这女孩是一名军医，在四医大附属的西京医院工作，模样不难看，人也不讨厌，在我看来，有什么不可以结婚的？现在的我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生活的压迫已经消灭了我的自恋。更何况人家还很快给我生了个儿子呢！还让我母亲如愿抱上了孙子呢！结婚生子，也算是解决了人生中的两大课题。事业方面嘛，也算有所成：报社的位置算是坐稳当了，工作关系也调进来了，还一不留神地混成了个“名记”，不光能写报道写采访，还经常写些文艺时评，主要以音乐评论为主，又是一不留神，竟混成了一位“著名”的“乐评人”……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报社这摊子只是职业而非事业——我的事业当然还是写诗，在此两年间，我一连出版了两本诗集，制造了诗坛上的轰动，经历了轰动后的成名，摇身一变而成“名诗人”。掐指算算，我还三十未到，连一贯严以待我近乎苛求的父亲都说：“儿子、本子（指出书）、票子（虽不多）……你都有了，古人云‘三十而立’，你基本上算是‘立’起来了！”

这是1995年，秋天到来的时候，我接到了发自于《诗刊》社的一份邀请函：请我去北京出席本年度的“青春诗会”——这个始办于80年代初的传统诗会享誉诗坛，有着“中国诗歌黄埔军校”的美誉，参加过该诗会的诗人意味着得到了官方和主流的承认，像我这个从“地下”从“黑道”杀出来的“急先锋”能够得此邀请，更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我是喜出望外，欣然接受，提前请假，准备进京——两年前的夏天那次窝囊不已狼狈不堪的进京记忆，让我一直耿耿于怀，在心中暗发毒誓：再也不自去北京了，要去也得等它请我去——现在，机会来了，北京在向我招手！我可以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走一趟了！

大名鼎鼎的“青春诗会”竟在北京某高校的招待所里召开（这也恰好说明诗歌在当下的尴尬处境），条件虽然简朴，但与会者依然很风光：每天，在会议的议程之外，总是有人上门来找——找我的自然是其中最多的，有北京当地的诗人，还有诗歌爱好者，有个下午来找我的人尤其多，他们是诗人，其中有两个还是我的大学同学，自然认得汉唐，便鼓动我把他叫来见见面，并得到在座者的相应——为了满足大伙想一睹名歌星真容的要求，我便临时放弃了此行不见汉唐的事先安排，用房间里的电话呼了他，他在电话里的表现尚存一丝余温，问我：

“你在哪儿？我马上过来！”

 

汉唐：好似昔日重来——可昔日又怎么可能重新来过呢

 

我也搞不清为什么或者说自己也不愿正视这一点：这二年——准确地说是自1993年夏天以来，我跟罗马的关系开始有些疏远了。只是偶尔打个电话，每次还得由我来打；他几乎从不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还在电话里不冷不热的，明显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激情澎湃热情洋溢的诗人，也不是那个古道热肠侠肝义胆的“二哥”了……我曾经想到过：这是否与他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当了爹有关呢？人总是会老的，一个先锋诗人一旦步入到世俗生活的轨道上去的时候，是不是就会一夜老去？我确实没有想到过自己这边是否存在问题——这人啊！遇事总是容易先想到别人的问题而对自己可能存在的问题不愿正视，尤其是在自己比较得意的时候。

这天下午，当他从电话中突然冒出来并说自己就在北京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几分惊喜！并有急于见面的心情（世事不像过去那样迫切了），有一些音乐上的想法我也想与之交流——我在北京这些年，也算是越混越开了吧？人一出名就越发好混了。见过的人也不老少，但说句老实公道话：还真没遇着一个像他这样能够并且值得交流的主儿！看来，罗马这号人也不是随便就能撞上一个的——我还是应该珍惜才是。

我带了足够多的钱，准备请他到高档餐馆吃顿饭。出门下楼打上车，直奔他说的那个大学招待所……未见其影，先闻其声：刚走到楼道里，我便听到了他那为我所熟悉的洪钟般的大嗓门，正在侃侃而谈，仿佛演讲一般，从某间屋子里轰隆隆地传出来……扑面而来的气氛让我感到分外亲切，但又感觉有点怪异和滑稽，好似昔日重来——可昔日又怎么可能重新来过呢？传出其声的那间屋子的门是大敞着的，我有点冒失地一步跨了进去，却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原来，这儿有一屋子的人！满满当当地堆在里头，都在听罗马布道——这太像在“S大”的时候了……我走进来，他没看见，还在那儿眉飞色舞地宣讲着他自以为是的“道”，唾沫星子四溅！

我站了一会儿，听他讲完，才笑着说：“又在布道呐？”

他恍然道：“你……来了？”

在场的其他人中有人跟我热情地打着招呼——我一看，都是故人呐！感觉很亲切，但也怪怪的，让我不知所措。

罗马是脱了鞋盘腿坐在床上开讲的（就像坐在炕上一样），坐在他旁边的那位主动给我让出了地方，说：“你们哥俩好好聊！”

我这才落了座。

掏出我的骆驼，递到他面前，他说：“对不起！我还是不习惯抽洋烟。”

我便自己点上一支，抽了一口，然后问他：“干吗来了？”

“参加诗会。”他面带其惯有的得意与自嘲相混杂的微笑说，“牛B哄哄的青春诗会终于请到我了！”——他的话激起了一片笑声……

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笑。我曾经也是一个诗歌青年，所以听着他说“青春诗会”感觉有点耳熟，但已有多年没有关注过这个坛子的事儿了，表现得有点麻木不仁——这似乎引起了罗马的不满，有点阴阳怪气地问我：

“怎么？老三，你不打算祝贺我一下吗？”

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便随口反问道：

“这么多人都来给你道贺——还不够吗？”

罗马默然无语了——我有点不近人情的答复为他的下一个反应埋下了伏笔。

 

罗马：如果我俩是因此而掰，分道扬镳，那就不庸俗了

 

我越发感受到身边坐着的这位爷的自私：长期以来，他早已习惯了周围的朋友把他当作“天才”一样敬着爱着呵护着，习惯于来自他人的关心而从不去关心他人——在他眼里：自己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他人的事再大也无足挂齿……我不是到今天才发现这一点，只是到了今天，我对此已经失去了容忍之心！心里想的是：凭什么呀？

他进来之后一直做麻木不仁装，装B装得倒满像，只是当周围有人谈起他上市未久的第二张专辑时，他才活了过来：两只难看的蛙眼开始骨碌碌转动，耳朵也像兔子一样高竖起来，所有感官在一瞬间里全都打开了，仔细捕捉着与己有关的信息……我不是当着众人的面故意要扫他兴，只是觉得对待此人再也不必像从前那样客气，完全可以实话实说，无须遮掩，也不必再讲什么兄弟情面了（情之不存，面之焉附？）——我便单刀直入地说：

“老三，鉴于你一贯装B，连兄弟都不送，你的新专辑我只好自己买一盘听了——不好！没想到你的状态下滑得这么厉害，怎么一下子就给疲软了？都不太像摇滚了，歌词也写得语焉不详含混不清……有些歌我听了真不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

此时此刻，我终于像我写酷评文章那样说话了，把话痛痛快快说出来我才发现了一大事实：这二年（不止），我在给报刊写乐评时，对这位老朋友这位“自家兄弟”给予了批评豁免权：只表扬，不批评——现在终于把实话说在了当面。这位如日中天的红歌星，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来自于他人的批评了，一下愣在那儿，张了半天嘴才说出来话（也不叫我“二哥”了）：

“胖子！你要觉得我疲软了，那我就疲软了——只是我在对软和硬的理解上跟过去不大一样，跟你更不一样——你愿意跟人斗就去斗好了，像毛爷爷说的那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斗争中显示的你的硬表现你的强……说句牛B话，我已经超越了这个境界！我跟人跟这个世界已经和解了！相看两不厌！”

也许旁人听不出来——他的话里很有内容，而且说得相当厉害，话锋很劲啊：其中包含着他对我的主要认识——与人斗其乐无穷，主要指的是我的诗与文。他竟然是这么理解我的？这就是他的认识水平？如此巨大的认识分歧他一直憋着不说，现在终于说出来了……此时此刻我想到的是：如果我俩是因此而掰，分道扬镳，那就不庸俗了！当然，我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汉唐，你是不是在……吸毒？”

“我只抽大麻。”

“你最终还是免不了这个俗啊！”

“大麻是植物，不能算毒品。”

“你的高境界是大麻给你的？”

“就算是吧！那又怎么了？”

“我觉得你——问题大了！这么想你迟早会完蛋的！”

“你的乐评我基本上都看了，我感觉你还是在把你文学上的想法强加给音乐——说明你并不真懂音乐……”

“我承认我不懂，我写的所谓‘乐评’都是从文化建设和人生体验的意义上来谈的——既然我不懂，就请你明以教我：什么才是音乐？”

“操！你自己爱给人上课，又逼人给你上课，我从来就不喜欢上课……不过，说真的，你太不了解了——你知道那些老外都把音乐玩到什么程度了：在一辆汽车上装上一个黑匣子，等哪天这辆汽车出车祸了，黑匣子里的录音就是音乐——牛B吧？”

“不牛B！这就是你现在理解的——音乐？！”

“反正我现在要搞的是纯音乐，不想那么苦大仇深，不想那么忧国忧民……我记得当年在你们学校的时候我就对你说过：我要做的是贝多芬！我记得你还有点不以为然不屑一顾……”

“实话告你：我现在听了还是不以为然不屑一顾！你记住我的话：你跟贝多芬搞的是两个行业，别以音乐的名义生拉硬拽在一起，你现在的想法嘛，就更是跟贝多芬八竿子打不着了！”

如此碰撞的结果也只能是不欢而散了：他说了“我想请你吃顿饭”，可是晚上我另有安排：来的这拨朋友搞了几张人艺新剧《北京大爷》的票，我大学毕业离开北京之后就再没看过话剧了，不想为他而放弃（他也不想随我们去看演出）——更大的真实是：即便今晚无事，我也宁愿跟这拨诗友聊诗而不想听他再扯什么黑匣子音乐了……便说：“那就算了吧——我心领了！”